2020.06.20
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哲理深化”语出基辛格，是他1968年就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提出，意指肯尼迪政府将国际事务分割成各个问题领域，由专家们分别处理，而极少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致使对外政策四处出击、盲目扩张，造成美国的重大挫折。所以，“在我们首先就一个稳定和创造性的世界形成某种概念以前，我们永不能为其建设做出贡献。”简而言之，基辛格主张首先应重新思考和整体把握世界格局，尔后提出总的方针原则，用以统揽和指导各个领域的对外政策，防止就事论事、各行其事。
正是基于以上的方法论，基辛格构建了“缓和”战略。对这一战略成效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它可能揭示了一个事实：国家关系、国际格局是一个整体，不是可以拆分成各个领域区别对待的。这就犹如历史上后进国家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文明一样，如果说“窄交往”“浅交往”时期还可以相对作出区隔，“宽交往”“深交往”时期必然碰到深层次问题。在这个阶段，某种“决定论”“压舱石”的判断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逾40年，从前一个时期出现的各种事态看，似乎遇到了类似的局面。一是“联动性”增强，不仅各个领域的联动性，也包括各个方向的联动性，可以说相互激荡。二是“层次性”加深，由经贸、科技、人员来往逐步向制度、安全、价值层面延伸，可以说步步深入。三是“对抗性”加剧，口头上的“嘴仗”与实质性的“大棒”纷至沓来，甚至出现某种“抱团结营”的迹象。
国家间关系整体性的提升自然要求整体性的思考，而这又与一个国家的自我定位连在一起。有人总结中国对外政策有“逢9必变”的规律：1949年实行“一边倒”政策；1959年中苏同盟内争开启；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1979年中美建交；1989年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转冷；1999年中美关系降至冰点；2009年中国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其中最为重大的根本性转变其实只有两次：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进入两极对抗体系。即便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推动国际共运仍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哪怕是上世纪70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和解时，最初的意图也利用美国抗衡苏联，缓解中国紧张的战略安全形势，发展中美关系的动因有限。
另一次转变便是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后实现中美建交，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这是中国根据自身根本需要做出的战略决策。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强调，对外政策必须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他说：“我们要资金，要技术等等，我们真正能够得到的东西还是在西方，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西欧”。在中国决策者此时的认知中，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已与国家战略转变联系起来。基于这一原因，邓小平甚至对搭建和利用中、美、苏战略三角都非常怀疑。即使里根执政前期中美关系发生重大波折，他依然反对打“战略三角牌”的策略。反映在处理大国间的关系上，就是“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再调整对苏关系，对中国最为有利”，可以利用搞中苏缓和加强自己的地位，但不能让中苏关系干扰中美关系。为此，邓小平甚至借鉴危机管理的措施，对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礼节都做了详细规定，以免被人误读，造成不必要的猜测。
对当年的战略决策，人们依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同样值得记取，即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内生的根本利益制定对外政策。日本战后首相吉田茂在回顾日本走过的歧路时说过一段相当精辟的话：“外交以本国利益为上无须赘言，但即使是本国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他还告诫自己的继任者：外交要慎重直接，不要自认为己方是明确的，对方也就明了了，一定要让对方准确无误的理解。
除了对外政策根本性的转变之外，还有一次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大辩论也颇有影响。1999年5月“炸馆”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举行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与会者基本上可以做到畅所欲言，不管发表什么观点，不会因此得咎，不会遭到批判，不会被说成是“左”了或是“右”了。辩论主要围绕4个问题进行：①科索沃战争是不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模式？②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③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不是严重恶化了？④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美政策？这些问题都是整体性的全局性问题。至于是否影响到了决策难有定论，但结果是中国当年重新开启了一度停滞的入世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