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林格|起诉中国无济于事,美国出路在此
发布时间:2020.07.01 | 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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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贝林格(John Bellinger), Arnold&Porter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和国家安全法兼职高级研究员。他于2005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并于2001年至2005年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律顾问。

翻译:毕家玮,国观智库公共事务部主任


编者按

近期国观智库组织中美关系系列对话会,现将部分对话嘉宾的文章予以刊登。本文发表于4月24日《华盛顿邮报》,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经授权后翻译发布,仅供参考。

原文链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4/23/suing-china-over-coronavirus-wont-help-heres-what-can-work/




美国联邦法院目前至少有六起针对中国的诉讼,要求对COVID-19造成的死亡、伤害和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国会成员已经起草了立法,剥夺中国在美国法院的诉讼豁免权。即使颁布,这些国会的努力也不可能为成功的诉讼铺平道路,而且它们可能促使中国对美国采取对等措施。中国应该以其他方式承担责任,包括通过外交压力、和美国对北京在隐瞒和未能阻止COVID-19传播方面的过失进行彻底调查。


对中国的五起诉讼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提起,属于代表美国境内因冠状病毒爆发而遭受伤害、损害和损失的个人和企业提起的集体诉讼。密苏里州以类似的理由代表自己州和居民起诉中国,密西西比州也表示计划提起诉讼。这些诉讼很可能被驳回,因为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外国政府在美国法院享有诉讼豁免权。1976年的这一法规编纂了这一美国和国际法的长期原则,即主权政府不得在其他国家的法院被起诉。虽然这些诉讼声称属于在美国的侵权、或商业行为豁免的法定例外。但这些论点很可能失败,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美国实施了故意的不法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COVID-19是由中国在这里的商业活动引起的。


为了克服这些法律障碍,包括Tom Cotton和Josh Hawley等几位国会议员已经起草了立法,将剥夺外国政府任何隐瞒或歪曲有关冠状病毒存在或性质的行为的豁免权。Hawley提出,中共引发了COVID-19大流行,“我们需要赋予美国人和全世界其他受害者追讨损失的权力"。Cotton和Hawley的法案似乎是以国会2016年推翻总统否决、通过的《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正义法案》(简称JASTA)为蓝本,该JASTA法案允许对沙特等国政府援助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提起诉讼。


无论中国提起诉讼的政治诱惑是什么,特别是在今年大选年,国会都应该抵制这样做。主权豁免的基础是对等。美国尊重主权豁免原则,并不是对其他国家的恩惠,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和保护美国及其官员在本国的豁免权。当其他国家允许对美国政府或其官员有争议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时,美国曾提出强烈抗议。如果国会允许对中国的诉讼在这里进行,中国很可能会报复,比如允许对美国政府或其在中国的官员提起诉讼。


国会还应该记得,在2016年投票支持JASTA后,一些共和党议员立即表示了疑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表示,取消外国政府的豁免权可能会产生 "意想不到的后果",并试图指责奥巴马政府 "未能尽早就潜在后果进行沟通"。如果国会在这个选举年的热潮中废除中国的主权豁免权,美国政府很可能在以后后悔。


即使国会剥夺了中国的豁免权,针对中国的诉讼也不可能实现对被COVID-19伤害的美国人的赔偿。如果法院判决中国败诉,中国政府将拒绝支付任何赔偿,从而导致美国法院多年的类似诉讼(很可能使美国银行和企业卷入其中),以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资产。

 

反对对中国的诉讼,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应该以其他方式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法律豁免权并不意味着责任缺失。例如,Hawley法案将授权政府调查中国在隐瞒或歪曲COVID-19信息方面的作用。最好的方式还是仿照9/11调查委员会组建一个两党委员会,任务是调查冠状病毒的原因和传播、以及美国对这种大流行病的准备和应对情况。此外它还可以提出预防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的建议。

 

美国还应该公开要求,包括在国际组织中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COVID-19的信息。美国应推动其他国家政府也这样做。美国官员应该向中国官员坚持:中国今后必须在全球健康问题上保持透明和合作。与在政治上有吸引力但最终无用的诉讼和主权豁免权之争相比,美国坚定的外交行动更有可能为美国人带来有意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