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中美有没有爆发新冷战的可能
发布时间:2020.07.03 | 分享至:

b5ce0a24752a44eaf128029eea5edd3f.jpg

作者: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吴昊


近来,对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新冷战的讨论日趋热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推测起来,赞成者和反对者大概都是以美苏冷战为参照物。世界上没有一场竞争和对抗是相同的,所以不宜简单类比。美苏冷战持续了40年之久,且以举国一致、不计代价“置对方于死地”的剧烈形式表现出来,既要摧毁对方的物质,又要摧毁对方的精神,这说明一定触发了某些深层动因。


在1945年5月到1947年3月这个冷战形成的关键两年中,美苏没有谁有意设计冷战,但彼此的互动演化出了冷战;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美国对苏联意图、能力和行为的判断大多是准确的,不少对策建议可谓睿智,但并未阻止冷战。其中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它们今天是否有所改变?有没有被激活、激活到了何等程度?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它关系中美关系的性质和我们观察分析的视角。


自由市场体系衍生特有的威胁认知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美国并没有把苏联视为威胁,也未惶恐于其军事实力,而是将欧洲的残破凋零、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势力的壮大、普遍要求加强经济社会管制的社会思潮看作最严重的问题,并将之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自由繁荣联系起来。

问题是,为什么他国加强经济社会管制的措施会危及美国利益和安全?罗斯福的解释是:国外管制也将导致美国采取类似做法,迫使美国的生产商、消费者、外贸商,乃至整个国家屈从于极权主义体制,而这将改变美国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杜鲁门亦称,为应对国外经济管制的压力,美国将不得不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一种我们既不熟悉也不了解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换言之,美国所主张的、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苏联的自由经济体系衍生出了特有的威胁认知,多边、开放的贸易体系利于美国就业、繁荣与国际和平,而严格管制带来的分割与封闭正好相反。德国、日本就是利用这种做法获取了发动二战的资源,而西欧国家却对他们采取了绥靖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美国决策层眼中管制经济社会的“极权主义”,虽然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主义模式,否则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压迫英国放弃英镑集团、接受货币自由兑换、开放贸易。他们也不十分肯定西欧的共产党完全受苏联左右,特别是苏联对意共、法共进行压制之后。美国恐惧的是,在苏联提供了另一种制度的情况下,西欧民众对以往机制失去信心、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很可能导致恶性竞争,纷纷效仿苏联模式。的确,苏联进入东欧后,与罗马尼亚、波兰等国迅速签署双边协定,将过去供应西欧的粮食、肉类、煤炭、石油等转供自己。1947年时将近2/3的西欧贸易也是通过双边协定,尤其是外汇管制、易货方式进行的。对此,时任助理国务卿艾奇逊提出警告:除非采取行动,否则欧洲将会通过签订双边协定、进行外汇管制、采取多种结算货币以及经济战等进入闭关自守状态,这些措施曾被纳粹用以控制资源、进行战争,现在又出现了类似情况。


“美国例外”扭曲合作的正常含义


客观而言,二战结束时美苏双方都有矛盾心理,尽管彼此存有戒心,却也想寻求合作。当然,双方对“合作”的理解不同。事后看来,这一点的影响相当深刻。就美国来说,合作的条件是必须与美国的重大利益相一致。杜鲁门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必须在85%的时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说得更为直接:“我想我们这两种格格不入的制度可以同处一个地球——但只能是建立在当我们说话时一言九鼎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上。”


这种对合作的理解基本上等同于“只要苏联这样,两国就可以合作”。波茨坦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决策层就苏联可能提出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基地一事进行评估。军方的结论是,苏联的要求是合理的,“若反对他们这样做,会显得我们前后不一和反复无常,因为我们自己也要求在远离海岸的地区拥有基地,例如冰岛、亚速尔群岛以及更远的太平洋岛屿”,可是美国不能答应苏联,“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非逻辑现象。


针对苏联对东欧影响日趋增大的事实,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建立“开放式势力范围”的设想,即承认苏联对临近的“中小国家拥有合法特权”,但必须允许它们与西欧进行政治经济交流。国务院摆在明面的是,消除苏联的安全需求与维持开放贸易和民主自由之间的矛盾;没有明言的是,由于苏联在东欧的社会基础还不够厚实,此举必将增强美国、削弱苏联影响力。显然,苏联并没有“傻”到接受这种实际并未顾及自身关切的措施。要求他人理解自己却没有相应的理解他人,不仅不会增进互信,反而加深了互疑。


由于历史传统、思想文化不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品质、性格都有独特的一面,它们不一定是理性的,往往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成分居多,但对认知和思维的塑造却起着重大作用。美国脱胎于所谓的“旧世界”,怀着“上帝选民”的虔诚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自身清白无罪和价值理念的普世化倾向相当严重。然而,当碰到另一个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强烈普世价值的异质文明体时,深层意识便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来。1945年时,尽管美苏主观上都不想伤害对方,都认为自己的对策是防御性的,但彼此的做法却加深了相互疑虑。正如政治学家弗雷德•劳森所言:其积累的效应就是触发一场因错误知觉与猜疑而导致的危机。


地缘战略观催生安全的泛化


整个20世纪前半期,流行于欧美的是麦金德提出、被纳粹德国实践过的“世界岛”理论。沃尔特•李普曼1943年即发出警告:如果一个对手控制了欧亚大陆,那么美国就将陷入绝望境地。1945年布鲁金斯学会提交研究报告,告诫美国要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联盟控制欧亚地区,因为美国无法抵抗它所发起的攻击。参联会对此极为重视,并将之作为规划未来战争的依据,判定如果战争爆发,将是一场持久战,拥有工业和技术能力优势的一方将赢得胜利。在他们眼中,美国赢得二战就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科技能力和空中力量,假如对手也掌握了,就能威胁美国安全。

在当年的情境下,谁最有可能控制欧亚大陆呢?显然是正在崛起的苏联。因此,美国必须支持大洋彼岸的盟友,尤其是英、法、德、日。而这些核心工业国家又依赖第三世界的市场和原材料,所以还要控制边缘地区。简而言之,就是加强核心、掌控边缘、抵消苏联。这个逻辑在杜鲁门1951年的国情咨文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如果西欧落入苏维埃俄国之手,这将会使它的煤供应量翻一番,钢的供应增加两倍。如果亚洲和非洲的自由国家落入苏维埃俄国之手,我们将丧失许多对我们最重要的原材料,其中包括铀,这是我们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一旦苏联掌控了欧洲和亚洲自由国家的人力资源,它就可以使用军事力量与我们对抗,而这种力量是我们的军事力量永远也没有希望与之匹敌的。”


美国承认东欧对自身利益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但“相邻大国对这些国家内部战略要点的控制和对这些国家资源的控制,都意味着这个强邻战争潜力的巨大提升。”美国也很清楚苏联对东南亚、南朝鲜等地兴趣不大或者非常克制,当地共产党人并非附庸,越盟的胡志明、南朝鲜的吕运亭反而还对美国寄予很大期望。一批远东问题专家甚至建议美国敦促英、法、荷放弃殖民体系,由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将长期需要援助,它们会优选原宗主国的帮助,只要“关系是友好的”。应该说,这些判断和建议相当准确且富有远见,但都没有变成现实。在美国决策层看来,如果西欧国家放弃殖民体系,可能导致本国和殖民地陷入混乱,进而给苏联提供施加影响的机会,而美国不能冒这个险。不是因为东欧对美国自身利益多重要,而是对增强苏联力量重要;不是因为苏联对核心区和边缘区有无意图,而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虚弱给了苏联以可乘之机,可见安全泛化几乎到了绝对的程度。


紊乱的决策体制助长了极化思维


由于罗斯福突然去世,继任总统杜鲁门接手的是上一任打造的决策体制。美国副总统没有法定职能,权责由总统赋予。若二人关系密切,副总统便有职有权,否则只是摆设。可惜,罗斯福大权独揽,也没有设置固定的决策模式,加之美国宪法将外交和国防权主要授予行政系统,杜鲁门极少参与战略和外交决策,既不掌握相关情况,也未积累相关经验,类似于职场“小白”。时人回忆,他几乎同意所有向他当面提出的建议。

杜鲁门就任总统时,美国尚未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政策的建议权和执行权分散在各个行政部门中。为研究处理有关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事项,虽然成立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跨部门协调机制,但权威性和组织化程度都很低,成员个人的性格、资历等起着很大作用,其中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长马歇尔尤为突出,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其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有很高声誉,军政系统严重不匹配。由于尚未形成全球战略共识,国务院内部观念不一、主张各异,甚至国务卿、副国务卿之间都会彼此冲突;军队内部军种间的利益之争同样激烈,陆军主张加强统一领导,陆航要求独立成军,海军则想保持现状。而因缺乏将政治、经济和战略整合起来的决策程序,美国在德、日和朝鲜的驻军不得不自行决定很多对外政策,这进一步加剧了决策的混乱。


在由战争转向和平的过渡期,美国国内政治也呈现出复杂局面。《租借法案》即将到期,尽管所谓“自由国家”急需援助,但“正当”的拨款理由和渠道一时没有建立;安全范围的扩展要求保持相应的军力,但战争的结束使预算局筹不到那么多钱;军政部门都期望放缓军人复员速度,但民众却想让孩子早日回家。此外,作为继任总统,杜鲁门还饱受来自共和党及其“拥趸”们的攻击。非制度化的决策程序与一知半解的决策者加在一起,极易加重危机感,并由此简化威胁,把世界看成整齐分明的黑白两极,无视其间中性的“灰色区域”,进而以简单对立判断和对策应对复杂不居的局势。


简短的结论


综而观之,表层的、单一的因素不会导致冷战。冷战是由多个深层动因叠加而成,它们相互影响,一步步将各个领域勾连起来,推动着两国关系由合作向猜忌、竞争、对抗演进。40年里,美国的冷战战略多有调整,甚至幅度很大,但“总模式”是杜鲁门政府确立的,特别是激活了那些深层动因。既然是深层动因,就一定难以根除。从这几年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趋势看,这些深层动因没有远去,依然是决策的重要依据。比如,现政府固守“美国第一”的导向,以补贴、关税、壁垒为由发起贸易战,在各类国际和区域组织中“退群”与“组群”并举,在保证基本面的前提下对新老“朋友”打拉结合等,而且国内政治也开始出现极化现象。

体现在中美关系上,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安全领域的猜疑、对立和反制日益加剧,涉及领域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美国有些学者、官员将两国关系现状称为“微冷战”,不能说没有道理。至少在他们看来,触发美苏冷战深层动因的迹象在持续增加,触发机制有启动之势。与美苏冷战的年代相比,今天的环境条件已有天壤之别,再诱发一场冷战的因素也会大有不同,但深层动因激活后的结果一样。正因为如此,双方都需要以真正的智慧、勇气和耐心,不让两国关系再像“自由落体”一样下坠,以防止发生另一场灾难。虽然深层动因难以根除,但毕竟可以抑制。


当然,不能说美国单方面挑起了那场冷战,冷战是美苏双方互动的结果。以后见之明看,美国优势更大、承受力更强,理应更为克制;而苏联以较弱的态势主动回应,教训更多,如果双方都比较理性的话,冷战未必是必然的,也不会越演越烈,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