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7
作者：朱建荣，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中美关系多年来被认为“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可是近几个月里像自由落体般急速下跌。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走出困境？已有学者把目前的中美关系同珍珠港事件前夜的日美关系做比较。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或认为“性质不同，怎能比？”我倒觉得不妨拓宽视野，从寻找历史规律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做一些比较，大有裨益。
关于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的看法，其实苏共（并影响延安）有过几次变化。1939年9月二战爆发，德英法交战，此时苏联作壁上观，称之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狗咬狗”的战争。1941年6月，苏联遭到希特勒“巴巴罗萨”袭击后，开始采用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说法，旨在模糊社会体制差别，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不过，为了与之前的说法衔接，后来称有两种战争，一是正义对非正义的战争，二是狗咬狗的战争。其间开战的太平洋战争，便划入了后者。
中国饱受日本侵略，客观上美国出手帮我们打日本，因而更容易接受正义对非正义的价值判断，长期以来，按照“是非曲直”，认定日本军国主义残忍凶暴，侵略成性，今天不在珍珠港开战，明天也会在别处偷袭。在这样一种“性质决定论”的前提下，对于该事件可否避免，其间有何外交努力，就鲜有人问津了。过于热心去研究美国尤其是日本为回避开战所作努力的细节，弄得不好还要被加上为军国主义开脱的嫌疑。
直到最近几年，关于二战的正义论、命运论、阶级论的分析法才有所突破。中国崛起后心态趋于自信，视野更为宽阔，历史研究也转向深入细致。人们开始关注国与国关系中的某些规律性问题，毋论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2018年8月19日版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任平的“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一文，其中写道：“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这里谈的就是国与国关系里的某种规律。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现存大国美国认为日本在挑战其地位，而新崛起的日本则认为一直受美国打压。这样的老大老二之间的关系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日美之间最终未能避免“宿命”，走向了冲突。现在的中美关系也常常被套用此说。资深外交家傅瑩在美国网站发文写道：“即使（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已经被设下，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得进入”，这又体现了认识到某些历史规律但要超越它的自信进取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日美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美关系，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重新考证研究，从中寻找教训和启示。
最近，我特意找出美国外交官写的一本涉及珍珠港事件之前日美交涉内幕的回忆录，结合时局重读一遍，颇有感触，在此介绍分享。
作者为艾默生（又译为埃默森，John K. Emmerson），1936年起任美国驻日外交官（其间在日占台湾任领事一年），直到珍珠港开战一个半月之前，才离开东京美国使馆回国。此人与中国也有些渊源，1944年随美军观察组几度访问延安，详细调查了八路军把日军俘虏改造成反战战士这一美国人看来近乎奇迹的事实，并据此向上层建议参考模仿，他还承认，在他战后出任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的顾问期间，在延安的见闻对于制定改造日本的方针也有影响。回忆录原书名为“The Japanese Thread: A life in the U.S.Foreign Service”，1978年出版，次年8月由日本朝日新闻社出日文版，书名改为《嵐のなかの外交官――ジョン・エマーソン回想録（风暴中的外交官--艾默生回忆录）》。
此书的价值，一是在于关键岁月里作者出任驻日外交官，亲身经历，叙述内幕真实可信，二是从战胜国的视角较为冷静客观地复盘与昔日死敌的关系，立足于为避免战争寻求和平妥协之道提供警示。
作者根据自己的就近观察，认为美日双方当时都存在决策层内几股力量意见相左、互相掣肘的问题，而与对手之间又缺乏信任和关键时刻的沟通渠道，这些决策与沟通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两国关系最后走向决裂的主因之一。
艾默生回顾说，罗斯福总统当时眼睛盯着欧洲，内心希望避免与日本的正面冲突，至少想推迟战争的发生；美国陆海军高层早已准备好对日作战预案，但眼下大都支持“大西洋优先”的军事战略，内定了即使与日本进入交战状态，在确保英伦三岛安全之前也不在太平洋展开重大作战行动的方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则是罗斯福对日立场的拥护者和坚定的执行者。
但美国国务院则几乎完全由对日强硬派主掌。由律师出任国务卿的赫尔恪守道义原则，持有“厌恶警惕日本、同情中国”的信念。更关键的是他的远东问题顾问霍恩贝克是著名的对日强硬派，凡事都往“阴谋论”去想，而国务院内主管日本的部门负责人则以迎合上司口味为先。
日本方面，作者引用了多位外交官对近卫文麿首相的性格特点的描述：格鲁大使认为近卫能够看到问题实质，但意志薄弱，缺乏担当和决断力，反对派一叫嚷就退缩，称病不出或找逃避之策。加拿大外交官称其生性忧虑，优柔寡断，只循先例办事。日本著名外交官加藤俊一则形容近卫像是一只躲在森林里不愿见太阳的内向的松鼠。
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松冈洋右外相，冲动，饶舌，偏执，自以为是。他年轻时候在美国待过，自命对美国无所不知；容易被人忽悠，飘飘然以为自己在推着地球转。另一位关键人物，驻美大使、原海军都督野村吉三郎诚心想规避日美开战，但作为外交官缺乏经验和判断力，抓不住要点和时机，更要命的是，美国情报机构在对他的监控中发现，他在传递两国高层信息时常常擅自改动，导致互判失误。
这些关键人物的性格特点个别地看也许是小事，但叠加在一起就会发生乘数效应，铸成大错。如1941年4月，双方事务当局拟就了日方同意将日德意三国同盟“空文化”、从中国撤军（未涉及满洲国）的“谅解”即妥协方案，由野村大使与赫尔国务卿开始正式谈判。喜欢提原则的赫尔建议将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内政、不承认通过武力打破现状、机会均等“四项原则”作为谈判基础（然后私下谈交易），但野村未向本国转达赫尔本意（使得国内上层对美方“过分拘泥于原则”感到恼火）；近卫首相则因为事务当局不敢承担责任而被误导以为“谅解”方案即美方底线；而刚外访回国的松冈外相又因为自己未参与交涉而找借口发难。结果，非但未达成妥协，双方敌对情绪反而进一步加深。
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再一个月后的7月26日，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海军进驻金兰湾。日方的思路是，先去占领已经被希特勒灭国的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印尼），控制那里的油田，可解燃眉之急，还可以在美国掌握日本石油进口命脉的情况下暂缓与美国的对决。但美国将此举视为严重威胁美英在东南亚利益的重大敌对行为，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8月1日，开始对日实施石油禁运，要求日本从印支和中国全境，包括1931年起占领并建立了“满洲国”（苏联在与日本的中立条约里对此予以承认）的东三省全部撤军。赫尔国务卿后来回忆说，“此后，我们对待日本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防准备而争取时间”。
日方高层还想挽回危机，近卫首相秘书牛场建议绕过经常自说自话的驻美大使野村，改为以东京为主要交涉渠道，但美国国务院不愿意让“对日软弱”的格鲁大使主持交涉，坚持必须以华盛顿为外交舞台。这样，无法真正互相传递高层底线信息的“鸡鸭对话”一直持续到了开战。
把日美关系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日方祸首之一无疑是松冈洋右外相。
当年的松冈何其趾高气扬！力主签订了德意日三国盟约（1940年9月），次年4月又历访德意两国受到隆重款待后再次来到莫斯科。日本国内媒体就像今天追网红一样，对这位周旋于列强巨头之间的外交明星的一言一行，包括在西伯利亚铁路专列上扎针灸之类琐碎小事都要报道渲染。他自以为筹建了一个威慑牵制美国的国际阵势，没想到的是还有局中局，列强巨头都是在利用他的狂妄，英美设法祸水北引，让日本去打苏联，还有真正的棋盘高手斯大林，更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
艾默生回忆录披露，在松冈逗留莫斯科期间，英国驻苏大使好不容易在他看戏的剧场里才找到会面机会，向他递交了丘吉尔首相的亲笔信。英国担心其在远东的利益受侵犯又鞭长莫及，不愿看到日美交恶，丘吉尔亲笔信包括8项内容，都是在淳淳规劝日本不要以卵击石：德国赢不了英国，美英两国产业已经战时化，两国海军实力远胜日本，钢铁产量更有十几倍之差等。对此，松冈傲慢地回答：日本自然会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政策，但通过实现八紘一宇的崇高理想寻求世界和平的决心不可改变！
正是松冈重访莫斯科之际，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松冈事后承认，此约并未经过充分酝酿，而是在他抵达克里姆林宫时，斯大林“突发灵感”提出来的。受到吹捧而飘飘然，又想当然地认为德意日同盟再加上苏联，可以对美国增加一份震慑，于是“欣然答应”，4月13日，条约签订。
今天看，这不正是斯大林的老到之处么？为了避免同日德东西两面作战，不惜“礼贤下士”。日本御用报刊当时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对日本的重视，尤其是，斯大林亲自到车站送行，拥抱松冈，还特意表示：我是格鲁吉亚人，和日本一样都是亚洲人，可以心心相印！
斯大林抬举松冈，既是国家利益需要，又是在巧妙利用他的狂妄。于是日本抛弃“北进论”，一步步走进与美英对决的死局，而苏联则去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面对西边复杂局面。外交高手可以把对方的狂妄也作为抓手和突破口，为我所用。
谈起松冈，马上令人联想到今天的蓬佩奥。对于蓬之类狂人，把他当做人类公敌批臭可以，但他毕竟还在其位，满世界跑粪，我们每次追着消毒也是不得已之举。不过同时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外交手腕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些？像丘吉尔那样，给对手私下开一份单子：你越过此红线，我不得不采取如下绝地反击措施。西方首脑对于明晰划出来的底线还是会比较在意的，在我们被紧逼到墙角时，值得博弈一下。
是不是还有可能通过谁和今天的松冈拉拉关系，或者找机会给这位狂人做个局？不能让他胡说八道而没有一点顾忌。当年周恩来对日外交也很重视同大右派、右翼头目打交道，国家利益至上，外交技巧运用存乎一心，不要多设自我限制。
回忆录还介绍了另一场首脑外交。1945年1月，中共方面通过美军延安观察组给魏德迈将军（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发去密电，提出希望由毛泽东、周恩来出访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直接见面来谈中国未来的问题。因为驻华大使赫尔利已经铁了心要帮蒋介石，尽管毛泽东特意关照该密电要绕过赫尔利直接报告华盛顿，但当时延安方面的人脉和影响力有限，最后密电还是落到了赫尔利手里。他使个手腕，既不扣押也不及时上报，而是把延安的要求放在递交给国务院的长篇报告里的不显眼之处，致使中美关系没能找到突破口。此举虽未成功，但也可以窥见毛周外交慎密思考又大胆出手的特点，即使谈不成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今天中国面临空前的复杂局面，也可以学一点毛周外交的气魄、胆识和主动。
艾默生回忆录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珍珠港事件前夕日美之间的秘密交涉，最后时刻，对于美国的关键要求日本“几乎作了90%的让步”，但仍然功亏一篑。有关这段秘史的真相及其教训启示，且听下篇详述。
下篇
美国究竟是否事先知道日本要打珍珠港？看来至少是得到过预警的。当时在美国的东京大使馆任职的艾默生在回忆录里披露，1941年1月27日，秘鲁驻日公使舒莱柏匆匆来访美国使馆，告诉美方：日本正在制定一旦与美国开战就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并已经开始演习。驻日大使格鲁立即密电报告了华盛顿。
8年后，也就是1949年，舒莱柏把当时获知该情报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艾默生（他1942年后在美国秘鲁大使馆工作过近2年）。是他的随从向他紧急报告，日本在准备开战，将在“太平洋的正中”歼灭美国舰队。其消息来源是秘鲁驻横滨领事馆工作的日本人翻译。舒莱柏随即私下向东京帝国大学叫吉田的教授请求帮忙确认消息的真伪，吉田告诉他说，山本五十六将军制定了在珍珠港袭击美海军舰队的计划，并且已经在进行实战演练。于是他赶到美国大使馆作了通报。
对于这段秘史，艾默生评述说，战后确认，山本的确在1940年12月提出了对珍珠港发动空袭的作战设想，并指示部下进一步制定具体方案。不过日本海军军令部最初并不赞同该作战方案。而美方也对日本可能攻击的地点有多种判断，如新加坡，香港，以及印尼和印度支那。作者开战前夕经夏威夷回国，得知太平洋舰队的确得到了预警，开始加强了海空巡航。关于珍珠港事件的“阴谋论”（美国事先截获情报却故意放任日本袭击，然后借此参战之说），也许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但美国极限施压、逼迫日本出手、犯错，然后搞“后发制人”，这是得到其他史实印证的。
回忆录还写到，美国军方一直在准备对日作战，不过在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眼睛主要盯着欧洲战场。之后与国务院联手，才使得对日战略真正落实实施。
为何美国国务院对日本持强硬立场？前篇介绍了赫尔国务卿、霍恩贝克顾问等的个人立场，除此之外，回忆录指出还有美国外交官重视对对方“动机”和历史延续性的研读等背景因素。对赫尔影响最大的霍恩贝克坚持认为，日本人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让些步，实际上并没有洗心革面，“仍然在搞帝国版图扩张，仍然想要控制中国，仍然在追求远东地区的霸权和特权”。格鲁大使给国务院的电报建议，眼下可以相信危机迫在眉睫的日本所显示出来的诚意，但霍恩贝克反驳说：1908年（已过了33年！）日美达成过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誓约，而后日本弃之脑后，所以“即使现在日本与美国签署新的条约，如何保证其条款能够得到实施和执行”？
回到1941年炎热的夏天，松冈外相过了一把首脑外交瘾后回国，再次受到媒体和民众的追捧，越发头重脚轻之时，突然得知德国与苏联全面开战，才回过神来发现拉德意苏牵制美英的算盘全部落空。但他仍然强词夺理，在民粹“民意”支持下，还想继续把持外交大权。7月16日，近卫首相采取内阁总辞职（重新组阁）的办法才把他请出局外，然后赶紧寻找与美国重开谈判的机会。
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发动起来，“民心激昂”之时，头脑清晰可是不愿个人担肩膀的近卫首相知道，任何一个部门都很难承担责任同美方就从中国撤军等要命条件去谈判，更何况谈出结果来。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迎头相撞，他打出了一张意外之牌。8月4日，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吐露了希望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达成一揽子交易的想法，历来强硬的东条也无他法，予以默认。于是8月8日，驻美大使野村向赫尔国务卿提出了举行“太平洋首脑会谈”的建议。但近卫还是想回避个人拍板，提议要带着包括军方内阁成员在内的主要官员一起去谈，“如果首脑会谈达成协议，就直接报请天皇批准”，企图借天皇威信封堵军部反对的声音。
内外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利于日本。8月9日起，罗斯福在停泊于纽芬兰海湾内的美国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开始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13日，在另一艘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上签署发表了协调反法西斯战争立场原则的《大西洋宪章》。
但罗斯福总统内心还是希望找到谈判解决途径，回国后马上会见了野村大使，表示愿意同近卫首相谈。关于地点，日方提夏威夷，美方提在阿拉斯加海湾内的美国军舰，本来这不符合外交礼仪，但日方仍然表示了同意。
赫尔国务卿向野村大使强调：“了解日本政府对从中国撤兵等问题的明确意图为先决条件”。近卫首相因此需要对内阁成员亮出谈判底线。9月6日举行御前会议后，他提议研究从中国撤军之策，以避免与美国谈判决裂。从中国撤军？东条英机一听就跳将起来反对。实在无法摆平国内，近卫终于宣布辞职，由东条继任。那么东条新首相有何锦囊妙计呢？也没有，于是，180度转弯，他捡起近卫方案，表示可以按照天皇“避免战争”的旨意对美让步以达成协议。
日美谈判的最后一幕拉开。因为被掐住脖子，石油进口停止，无法拖延时日，所以日方内部定下谈判最后期限，如果10月上旬之前谈不成就准备开战。一边设定偷袭珍珠港的定时器，一边又不断催促美方，先后提了三次首脑会谈的候选时间：9月9日到20日之间，21到25日之间，和10月初。但驻美大使野村再次犯了自我主张、耽误传递的错误，而霍恩贝克则认为“眼下马上打不起来”，在这紧要关头请了三星期的休假。
由于各自政府内的掣肘，和严重缺乏互信，首脑会谈终究未能实现。不过双方事务当局一直在谈，进入11月，交涉聚焦于（德意日）三国盟约、从中国和印支撤军、通商贸易原则这三大问题上。关于盟约，日方表示无法废除，但如若德美开战，“日本不会自动参战，将做自主判断”（紧要关头日本往往做这样的暧昧决定，这对于判断今后万一中美对决时的日本站队可做参考）。
关于从中国和印支撤军的讨价还价还有一段插曲。11月7日，野村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两个预案中让步较少的甲案，美方当即拒绝，因为已经破译日方外交电报密码，知道还有让步更大的乙案，20日，日方向美方交出了乙案，其中包括“中日恢复和平后两年内，除了在（华北等）指定地区留下若干军队外，承诺从中国撤军”的内容。来栖三郎特使对赫尔解释说，这意味着日本将从除了“满洲国”之外的中国大陆撤出90%的军队，余下的10%另议，“支那事变”解决后再把在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全部撤回北部。
而此时，探到日本底牌后，罗斯福总统反而不着急了。在他指示下，国务院拟定了日美暂定协议方案，其中居然没有提及日本从中国撤军问题（因为比较复杂，准备另议），只要求三个月内日本削减驻扎在印支的兵力（显示一下日方诚意），并同意恢复日美通商谈判。
但是当赫尔国务卿把该方案透露给盟国中国和英国时，因为没有涉及日本撤军问题，反而火上浇油，蒋介石愤怒地谴责美国企图牺牲中国，英国也为本身利益，同中国一起表示拒绝。正在此时，美国截获了日本舰队从台湾向南方进发的情报（联合舰队实际上正绕道北太平洋扑向珍珠港，从台湾南进是山本五十六故意放出的烟幕），在各种压力之下，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向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提交了美方的答复，即“赫尔备忘录”，反而提高了要价，包括了日本从中国全境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出所有军队，不支持汪精卫政权，否认三国同盟等苛刻内容。
实际上这还是属于讨价还价的一部分，赫尔向野村递交备忘录时补充说了一句：“这并不是要求立即撤军”，但联合舰队已经出发，日方谈判代表无力回天。看到日方冷漠的反应，赫尔更加认定日本不愿真正作出让步，于是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我从此撒手，以后由你和诺克斯（海军部长）接管”。
再补充一段战后轶事。回忆录介绍说，格鲁大使于1950年出版了自传《波涛汹涌的时代》，其中设有“十年后重新审视珍珠港”一章，介绍了他当时发给华盛顿的关于避免战争的建议报告，认为罗斯福总统还是应该与近卫首相见面，“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也不应该放弃这个拯救和平的最后机会”。他还写道：“不管谈的如何，肯定不会有比实际发生的战争更坏的结局了”。
在21世纪热核时代，如习主席所说，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防止两国关系被美国某些政客绑架，避免战祸，这是有担当的新兴大国必须首先考量的。为此，借鉴吸取珍珠港事件之前日美交涉的经验教训，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除了本文前篇提到的紧要关头更需要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与对手也建立可靠沟通渠道等经验教训之外，笔者觉得还有其他一些启示。
一是首脑外交的重要性。最近，中国外交领导人分别接受记者采访、发表文章，走访东亚和欧洲多国，有一定效果。不过我想，此时如果由14亿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人专门就时局发布一个谈话，是否效果更好？可以就中国对世界、对美国的认知与判断，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作一完整表述，还可以对香港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对台湾“不越红线不放弃和平统一”等有个表态。还可以提到对美国选举绝不介入，愿意同任何美国人民选出的领导人建立合作和信赖关系，等等。
格鲁大使到了二战后还在惋惜日美太平洋首脑会谈未能举行。现在蓬佩奥之类在故意扰乱两国之间尤其是首脑之间的信息沟通，我们当然知道特朗普在背后聳恿默许，为大选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毕竟同“一小撮右翼政客”有所不同，而且是拍板者，通过博尔顿回忆录捅出的内幕，可知此人还有一定的可塑性。中方是否应该通过私下甚至公开渠道呼吁举行首脑会谈，包括电话会谈、视频会议。即使没谈成，不会失去什么，只会让全世界更加看到中国的善意和定力。
如果特朗普连任，能否争取在大选后尽快沟通，最好找到直接见面会谈的机会。老特为了选举不择手段，而一旦连任，还是要以振兴国内经济、弥合国内裂痕为首要工作的。即使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还是可以在新的起点上做坦率沟通，达成某些默契。如果拜登上台，也许首脑会谈急不起来。但也应该尽快建立首脑之间的沟通热线。
非常时期还是要非常办法。现在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全球啦啦队争夺战，发展中国家基本在中国一边或者中立，欧洲将成为关键。对欧洲和日本还是要攻心为上。国内已经确定了以扩大开放来化解美国分离孤立中国之企图的方针。我国克服疫情后，在社会经济稳定方面不逊色于任何国家，进一步开放是否也可以包括对国外资讯的开放？实际上国内民众每年大量出国，因特网时代接触外界资讯办法很多，形式上的限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弊大于利。如果能够下决心开放资讯互通，对于争取欧洲发达国家，回击美国右翼政客的污蔑攻击，都会有效果。
最后介绍一下日本驻美老大使藤崎一郎对于中美交涉的一个观点。今年春天日本某智库举行的闭门会议，我有幸参加。藤崎大使在会上分析说，美国民主党、学界财界不赞成特朗普外交胡来的人居多，但他们又发现老特对中国的“极限施压外交”有点效果，可以为美国争得更多利益，于是就由着他去做。如果民主党上台，会改变一些做法，但特朗普“争取”来的东西，仍然会成为他们的对华筹码。
的确，极限施压的手法对欧洲和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大都效果不大，因为这些国家铢锱必较，睚眦必报，你动他一点利益，他就和你撕破脸。但是美国人从珍珠港、朝战、越战等经验归纳出：东方人一旦被逼到“底线”，是会作到超出想象的反弹，但在接近底线之前，则会更多“考虑大局”而“退避三舍”“仁至义尽”。美国现在是否就是在巧妙利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在不涉及对方“底线”的问题上漫天要价，用各种手腕获取实际利益，但对于涉及我“核心利益”之处则是出各种怪招但又小心翼翼地试探“底线”容忍度？知彼知己，包括了解对方眼中的自己。大使的这一观察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