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03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自中美之间爆发各种“战”以来，双方你来我往，互有得失。就整体态势而言，美方似乎处于攻势，中方则见招拆招。其中固然有中方从全局着眼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考量，客观上却也反映出美方出招既“准”且“狠”。“准”与“狠”的背后是对竞争对手的认知质量，目前我们还看不到美方真实的评估资料，但回顾历史可管中窥豹，至少可以了解美国认识中国的理念和思考方式。
从1954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每一至两年都对收集的对华情报做一次综合评估，并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趋势，参与评估的有中情局和国务院、陆海空三军、参联会、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部门，其分析和建议应该是美国情报部门和精英集体研究的成果。冷战结束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部分评估报告相继解密。浏览这些文件，不难发现，美国对华战略性、趋势性和中长期判断是相当冷静和客观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考虑到评估结论是在两国基本隔绝、情报工作技术含量低和主要借助公开信息的情况下，根据常识和逻辑推断做出的，这就十分惊人了。限于篇幅，下面列举几个实例，并做一简要分析。
一、对经济建设的评估
整个50年代，中情局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相当乐观，认为虽有农业基础薄弱、资本短缺、科技人才不足、部分原料缺乏等问题，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仍是重大的。即便“大跃进”的灾难已经显现出来，中情局还是认为，尽管“面临着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在军事力量上也保持稳定增强，这使得该政权更接近实现其主要世界强国的目标”。
然而，随着信息的积累、方法的改进，特别是引入了国民帐户体系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进入60年代后，中情局的分析日趋深入和成熟。1961年中情局的报告指出：“未来中国的走向取决于三个不可预测的变数：领导人的智慧和现实性；农业生产的水平；对外经济关系的性质和范围。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三个变数全都不利于中国。”应该承认，中情局对中国三年困难成因的分析是到位的，不仅对三个因素的概括是全面的，排序也是合理的，即人祸第一，天灾第二，外来因素第三。1963年的报告预言，中国的前景如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共领导人是否会在面临强大意识形态冲动的情况下保持一种务实的路线”，后来的历史进程不幸被中情局言中。
1966年的报告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归结为农业落后与发展费用高昂的先进武器计划两个方面。报告分析认为，中国的雄心必然要求工业化，但基础条件决定了必须通过农业完成原始积累，而意识形态、体制约束、政治运动却使农业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农业发展拖后的情况下，由于抽走了高级科技人才、工业原料、机械设备等最稀缺的资源，优先发展先进武器的计划使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尤其是抽走高级科技人才最为突出，直接损害了培养人才的能力。报告指出，如果不停止政治运动、不改革经济体制，不加强文化教育，中国经济前景很难乐观。对比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情局的结论还是颇有远见的。
二、对发展路径的评估
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路径和方式，中情局多有分析，其中最综合最典型的是1964提交的《关于新中国成立15年来国内政策走向的分析报告》。该报告长达190多页，完整论述了从1949年至1963年12月中国国内政策的发展历程。报告认为，15年来中国发展的路线就是“跃进”－退却－“大跃进”－大退却－经济调整－“大踏步前进”。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已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但并未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即‘跃进’战略本身是有缺陷的——而且他们因此可能发动另一次‘跃进’，或许就在1966年。”而在1966年的评估报告中，中情局更尖锐地指出：“我们相信很多教条和实践都会消亡，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声名扫地，而且因为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事实”，一个政府能否真正得到人民支持，不是它看有多大权威，也不是看得到了多少赞美，而是看能否帮助人民改善生活。在“文革”刚刚开始，对中国造成的破坏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之前，中情局能看到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采取这一路径的原因，报告分析认为，“根源之一在于北京的雄心与其极少的实现手段之间的根本矛盾，它的雄心是迅速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似乎正是这种目标与手段间的不相容，迫使中国领导层采用激进的创新来试验，这种创新是不断寻求一条工业化与大国地位的捷径。虽然从‘大跃进’时期所犯的无节制与不能容忍的错误中吸取了许多教训，但他们似乎没有吸取最重要的教训——‘大跃进’战略本身无法解决共产党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
不能不说中情局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令人记忆犹新的就有1958的“大跃进”与1978年的“洋跃进”，还有后来带有类似特点的“跨越”等。撇开对立的立场、刺耳的言辞，“跃进”战略本身的局限的确值得深入探究。
三、对社会管理的评估
对中国社会稳定性的考察，始终是中情局评估报告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戴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其描述和分析不免攻击性，但结论却比较准确，且有不少令人深思之处。几乎所有报告都认为，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中共还是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及社会变革，基本清除了有效的反抗”，并通过把所有人纳入“单位”和“居委会”，建立了严密的控制体系。即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造成了某种混乱，党的领导层出现“不同看法”，民众也出现“冷漠、疲劳和消极抵制”的现象，中情局仍然认为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人们“对政权依然是拥护的，他们中很多人对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感到骄傲”。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乃至“文革”期间，中情局还是判断局势不会“恶化到在不久的将来引发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抵制”，混乱似乎还没有达到使整个国家体制完全崩溃的地步。
然而，报告反复提到的一个看法也值得引起注意，即以高压手段保证社会稳定的长期效果问题。中情局1954年的报告提到，由于“压制措施已经在许多人群中造成了恐惧气氛”，“1949年所获得的发自内心的大量支持已经消散了”。反右运动后中情局预测，“由于意识到政权的力量，并明白没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会继续默许”。1960年底评估报告的看法是：那些工作过度、食不果腹、苦不堪言的人的态度，用“最恰当的说法就是顺从”。实事求是地说，沉默和顺从不是没有意见，不是没有不满，只是没有表露出来。一个“世界主要强国”成功崛起的标志之一，就是具有随时化解这些矛盾的能力，而不是把它们积留下来。从这一点看，中情局的评估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对外交政策的评估
目前美方解密的文件中，较早的是1953年7月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中国对恢复联合国席位态度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加入联合国并不是北京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原因在于，清除西方在华影响、推动国际共运等使中国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而“征服台湾”更可能使“联合国席位问题自动得到解决”。事实上，我们早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就确立了“重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原则，朝鲜战争期间也确实做出过“不急于加入联合国”的决定。报告预测，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政权的稳固以及印支冲突的缓和，“北京更有可能与许多亚洲国家开始一种更为正常的外交关系”。应该说，这个判断与后来的事态发展基本吻合，此后中国提出并践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民间外交”活动。
从1958年直至60年代末，中国国内政策“左”转，外交政策也开始转向，中苏产生矛盾、台湾危机凸显、中印边界争端、越南问题加剧。这10几年间，美国连续出台了系列评估报告。在基本面上，几乎所有报告都指出，由于中苏分裂、中国内政变化、争夺国际共运主导等因素的刺激，“不论中苏和解还是继续分歧”，中国对西方，特别是对美政策都会更趋强硬。但是，美国并不认为中国会真的发动战争。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援越抗美问题表明态度时称，“欢迎”美国“明天”就进攻中国，也邀请英、印、日加入进攻行列。面对如此强硬的言论，中情局依然冷静地断定，这只是“间接地表明中共以好战挑衅的姿态对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挫折做出了防御性的回应”，意在树立强大而果断的形象。
在1970年的评估报告中，中情局对中、美、苏关系做了分析和预判：“目前，中国人将苏联看作他们最主要的军事威胁，通过接受与苏联谈判，缓解边界紧张局势，以及改善中国外交形象，中国人显然断定他们已经降低了与苏联敌对的风险。然而，在此时的中苏会谈中，中苏真诚和解的前景依然渺茫。”“北京对美国的态度已经从先前的毫不妥协转变为比较灵活，以期更好地利用中美关系过早地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在追求这种新的灵活性时，北京并不期望中美关系过早地取得重大进展。”从史实看，中情局的这个评估也是比较准确的。
五、对台海危机的评估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情局即对大陆解放台湾问题展开了评估。1950年7月，中情局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在分析了大陆军队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频繁调动的迹象后，认为共产党确在积极备战，准备占领台湾。其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一直到1952年11月，中情局的系列报告均预测，中共不会对台湾发动大规模进攻。应该说，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8日中情局即提交报告，全面分析了国共双方在沿海岛屿的海陆空力量配置及可能的增援，认为国民党凭自身力量是守不住任何岛屿的，但美方介入后，中共的行动很可能变成了试探性的，目的是探测美国防御沿海岛屿的真实意图，他们“肯定观测到了美国大规模海空军力量出现在‘福摩萨’水域，但还是不能确定美国的真实意图，所以选择了小心谨慎的处理方式”。此外，台湾国民党军不断袭扰厦门地区，“这种行动可能增加了中共对金门采取‘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正是大陆第一次炮击金门的两个主要意图。
1958年8月23日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中情局迅即出台了系列特别评估。26日的报告认为，大陆的目的主要是试探美国和国民党在沿海地区的意图，并阻止出现“两个中国”局面，但“考虑到美国承诺防御台湾，无论是中共还是苏联目前都不愿冒大战的风险，至少在未来6个月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试图占领台湾或澎湖”，“中共可能持续并加强对金门的炮击，在海峡地区发动攻击性的海空军行动，占领一些防御薄弱的沿海岛屿，对金门和马祖的补给采取拦截活动”。9月16日的报告进一步判定，中共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继续保持军事上的袭扰和拦截对金门的补给，即使美国护航船只驶向中国近海水域，中共可能也不会停止对国民党船只炮击；如果美国企图以武力打破封锁，肯定受到有限攻击。10月28日的报告预测了台海危机趋势：未来一段时间内，台海局势可能是现在局势的延伸：没有大规模的拦截行为，没有认真的谈判，没有解决方案。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作战意图、政策和方式上，中情局的评估大体上都符合事实。尤其需要说明的，这些分析和结论是随事态进程做出的，不是事后评估。
评估中国：对手的视角（中）
纵览已经解密的上世纪50－60年代中情局对华评估报告，如果说在长期趋势、一般特征、基本走向等方面能够高度敏感、较为准确的话，那么对具体事件的判断和预测则往往出现偏差、失误和滞后，这些在大事年表、人物年谱、图表数据等情报信息中尤为突出。这里仍以事例为证。
一、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估
必须说明的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以中情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有限的侦测手段，7月初即已发现中国调整兵力部署以及可能出兵的迹象。如第四野战军正从南部和中部省份调往辽宁；第三野战军正位于京沪线、陇海线的机动位置；上海向中朝边境各个城市发送了3万张朝鲜地图。特别是美军越过“三八”线后，中国政府公开发表“不会坐视不管”的声明，潜至鸭绿江的特工也确认中共30万大军正向新义州一带集结。这些情报以及中国政府发出的警告，本应使美国的评估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
以事后之明看，美国之所以出现重大误判，一方面是因为中方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和极其高明的战术欺骗，几十万大军无声无息入朝，被日军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另一方面，便是美方的评估依据出了问题。起码表现在：①视野狭窄。局限于中国参战会加剧已经足够严重国内问题，“在和美国交战时遭受的压力及物资损失将对该政权的整个国内问题和经济造成损害，反共势力必将受到鼓舞且危及该政权的稳定存在”“如果中国的干涉失败，将使北京公开面对中国人的怨恨情绪，因为他们认为是在为苏联‘火中取栗’”。在种种理由中，唯独没有涉及中国的辉煌历史和近代屈辱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没有涉及中共的奋斗历程产生的对独立的珍视，没有涉及中国对建立周边安全缓冲带高度重视的传统思维，而恰恰是这些在中国的决策中分量很重。②逻辑有误。美方一直认为中共军队的能力不适应跃出国境打现代战争，况且战机已失。如果在美韩军队困守釜山或登陆仁川初期，有效军事介入尚能起到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在朝鲜军队崩溃、联合国军已进至鸭绿江之际，军事介入已无意义。显然美军是从自己的作战经验出发做此评估的，虽有一定道理，却忽视了强中有弱、弱中有强的道理，弱者运用扬长避短的战略战术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战胜强者。③文化隔膜。这突出体现在对中国政府公开声明的理解上，周恩来曾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传话：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管。对于“要管”的含义，在东方人看来很明确，西方人却搞不懂，反而将之视为恫吓。
二、对中苏同盟的评估
自1956年起，中苏同盟已隐现裂痕。1958年至1960年，苏联“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的表现、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与美国搞和平竞赛、将在华专家全部撤离等事件，实质上使两国分歧向纵深发展。但中情局的感觉却十分迟钝，认为中苏同盟不会受到削弱，认为至少在5年内，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将不会导致分裂，“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比离心力更为强大”。直到1960年底，中情局才看到中苏分歧的广泛性和严重性，指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基础性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两国间不同国情的产物，因此很难找到一个满意的办法解决那些基本性的分歧。”1963年5月中情局更进一步判断，“北京同莫斯科的争端源于无法调和的国家和政党利益这一基本问题，而且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现出任何妥协的迹象。公开辩论有时可能熄火，但我们不认为会发生基本的和解。”
在中苏分歧已经显性化的情况下，为什么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中情局始终没有预见到甚至不愿相信同盟走向了破裂呢？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情报来源有限，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个性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应该是分析方法错位。按西方国家的逻辑，出现分歧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分歧不一定导致破裂，因为维系同盟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为此，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中情局1963年以前的判断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思考判断，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会维持同盟。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依据中，蕴含着许多与西方立场完全不同的因素，按照西方阵营的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分析并推断东方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
三、对尖端武器发展的评估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估基本上是两点：第一，优势在于人力资源充足；第二，劣势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即使经过苏联援建，中国军队“在规模、装备或发展方面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维持大规模地面部队的观念仍然主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教条”，而6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苏联停止援建，更是“降低了共产党中国军事组织的相对有效性”。
应该承认，美方的总体判断是是符合事实的，失误存在于中国发展尖端武器的决策、进度和方式上。他们认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用钚作为燃料，并把包头当作钚生产设施所在地，即便通过卫星发现了罗布泊核试验场，还在固执地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是对苏联SS－4的仿制，并相信中国会尽快部署，但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察觉中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三号），直到1970年发现华北发射场（五寨），才认识到中国正在开发中程地对地导弹；他们过于关注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忽视了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东风四号）；他们认为在1970年代末以前中国不可能研制出核动力潜艇，但中国采取“两步走”的方针，第一艘核动力潜艇1974年就交付了海军；他们猜测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用的运载火箭是中程地对地导弹的改进型，实际上中国用的是串连式三级火箭……
严格来说，即使有充分、必要的技术和人力侦察手段，对某一事件“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进行评估，也很难做到比较准确。但从料敌从宽的角度分析原因，美方的失误至少有两点：①先入为主。由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燃料都是钚，他们在评估中国的核装料时，也认为选择了钚，即使看到大量铀－235的证据，仍坚持认为铀－235是为生产钚准备的。②视角差异。中情局在1961年的评估报告中指出，“大跃进”、中苏矛盾造成的困难将迫使中国调整工业，包括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并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尖端武器，而是以政治考虑为先，非但没有因苏联撕毁协定而放弃开发高精尖工业，反而决定要加速发展尖端武器。
四、对“大跃进”的评估
1959年2月、7月、9月，中情局分别提交了三份关于“大跃进”的评估报告。报告虽然分析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引发的问题，如人力储备耗尽、人民筋疲力竭、农业丰产不丰收、统计数据混乱、缺乏管理技术、经济计划变动大等，并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庐山会议上也承认了失误，却强调这恰恰表现出中国领导人的自信，目的是通过制定过高的目标来动员人民以实现更为实际的目标，即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随着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逐步暴露，中国领导人自然会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消除，所以“中国有能力使195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15%，在余下的3年里，也能维持每年7%－10%的增长速度。”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文件反而担心“大跃进”会令中国农业实现极大发展，从而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很少有历史例证的经济动力学，但这也许会被证明是中国前进动力的关键。……扩张了的中国农业，将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平衡。数百万吨可以出口的大米这一悬在东南亚头上的威胁很可能成为明天的噩梦。”中情局似乎很坚持这一看法，因为1961年的评估报告继续采用，直至“大跃进”的后遗症已经表露无遗才改了口。
如果分析中情局在上述评估中的缺陷，可以发现与其它问题类似，就是不了解领导人的个性、看法及在中国决策程序中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并不是为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而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所以关键决策者总是怪其他人束手束脚。周恩来、陈云在1957年的“反冒进”就招致了批评，并随之引发了“大跃进”。直到1960年代，中情局的专家们才认清中国对经济发展持十分急躁的态度，相关评估也才逐步走向成熟和深入。对此，1970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也承认，“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北京决策过程所知甚少，因而对其短期战术行动的评估容易出现失误。”
评估中国：对手的视角（下）
如前所述，中情局的对华评估既有“准确”的一面，也有“误差”的一面。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便是，“准确”源自什么，“误差”来自哪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评估的主要目的是为决策提供“成品”，即对秘密、官方或公开信息进行考证和分析后的结果，不是通过间谍活动与其他秘密手段得来的未经加工的情报。换言之，评估有赖于各种信息，但核心是根据科学合理的逻辑考证和分析这些信息。就评估活动本身来说，“准确”与“误差”都来自这里。
总体评估何以“准确”
任何评估活动都会受到评估者经历经验、价值观念、立场态度、体制规范以及所获情报特性的影响，为尽可能排除主观色彩、迎合领导喜好等干扰，需要确立一套相对稳定、中立、客观的评估依据。在这方面，中情局在对华评估中至少坚持了以下几点。
一、基于中国悠久历史与近代遭遇进行逻辑推理。在中情局的评估人员看来，中国长期居于世界文明中心，是“东亚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领导者”，恢复其大国地位乃是历史传统和整个社会的心理。在遭受近代百年来外敌入侵赢得独立后，对强盛、主权、安全和尊严等极为敏感，所以千方百计提高发展速度，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赶英超美”的路径“试验”；始终缺乏安全感，一旦感觉内外安全受到威胁，势必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之；高度珍视民族尊严，会坚决反击一切有损自己“颜面”的言行。
二、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进行逻辑推理。中共20多年出生入死、孤军奋战，一方面使其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因而对国家安全、主权和来自外部的敌意等极其警惕。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必要时辅以和平共处和最大限度孤立敌人的统一战线策略。
三、基于中国传统政治智慧进行逻辑推理。即从中国历史上建立“天下体系”、有所区别地采取羁縻和亲、援助属邦等措施的角度，推断中国的行为。《关于中国外交目标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它选取中国对朝鲜、越南、缅甸的不同行动，分析中国的思维模式。中国冒着巨大风险投入朝鲜战争，是因为“朝鲜是入侵中国的传统路线，并且临近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这一事实必定在他们的决策中起了很大作用。”越南比朝鲜次要，且比东北更易防御，仅需提供补给、装备、建议和训练即可。而缅甸则没有西方武装力量，当地共产主义力量也已失势，保持监控就够了。
四、基于大国均势战略进行逻辑推理。这尤其体现在分析中国对周边大国的政策方面。如1950年代初的推测：“只有苏联、日本和美国能够威胁到共产主义中国。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先前从苏联得到的帮助以及（与苏联）漫长的陆上边境，使得中共偏向于寻求与苏联的联盟而不是与之对抗。”1970年代初的判断是：中国的国际抱负“仍旧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现实国际格局的制约，包括苏联强大的势力和敌意；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存在及其对这些地区所承担的义务；中国另一个传统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实力和自信心的增长”。
可以看出，中情局对华评估主要依据中国人特有的历史传统、文化心态与现实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首先将共产党人看作是中国人。正是这种长时段的、多因素的分析视野，中情局做出的分析和判断是比较理性的、力求客观的，对主流和大势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
局部评估何以“失误”
客观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7月，机构重组和运转、建立情报收集渠道等都需要“磨合期”；成员大部来自参联会所属的原战略情报局，经验、素养、视野一时不适应国家情报组织的需求；50年代“麦卡锡”主义兴起，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汉学家”“中国通”被边缘化。加之技术手段落后、中美相互隔绝，评估出现偏差不可避免。直到50年代末期，这些问题大多得到缓解，之前所犯的错误才逐步得以修正。然而，从长期和恒定的角度看，评估依据的缺陷更值得注意。
①尽管注重不变的、多因素分析，但在某个事件中拿不准哪种因素为主。以中情局为主的情报界对影响中国行为的各种因素都有论及，它们“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很难判断究竟哪一个起主导作用”。情报分析注重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人的连续性，并认为传统因素比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更大，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诉求、理想、及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某项具体行动，评估人员是很难把握的。例如中苏分歧何去何从的问题，不论从国家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的角度，西方人都很难做出中国会同时挑战美苏的判断。
②尽管力图客观、中性地分析问题，但自身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不留下印记。比如，在判断中国意图时，往往出现以实力定行为的倾向性，而实际上，道义和精神在中国决策者的思路中比重很大，这一点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情报评估人员也注意到了重视谋略、相机行事是中国决策的鲜明特点，却因其巨大变数和不可预测性而无法理解其内涵。至于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等，很多时候更是让评估人员一头雾水、一知半解。
③尽管对关键决策人物个性的影响越来越重视，但不熟谙中国政治文化和决策机制的奥秘。费正清曾说，中国的民俗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来说是异邦之物，一些词语意义含混，令人迷惑不解。“汉学家”“中国通”们尚且如此，那些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变迁了解不多的评估人员就更难掌握其中奥妙了。而且，当年的中国正处于频繁变动的时期，适合长时段分析的理性思维很难评估某些决策。1960年代初，广州附近四个废弃军用机场突然建造了许多仓库似的房子，尽管并没有发现军事活动，但是中情局仍然将其作为重点侦察目标。最后，一本名为《人民公社》的书帮他们解开了迷团，原来这些仓库似的建筑只是鸡舍。
简短的结论和启示
中情局的解密档案距今已近60年。翻看这些60年前的文字，如果不苛责的话，那些训练有素的评估专家的确很专业，在近乎隔绝的状态下，仍能对中国的方方面面有相当了解，并据此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60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强大的技术能力抹去了很多秘密，密切的国际来往增进了深入了解，广泛的信息交流拆除了不少“围墙”……当然，竞争与对抗也没有远去。我们不清楚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水平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但其解密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竞争和对抗的“镜子”。
一、竞争和对抗的要害是进入对手思维。从美国的评估活动看，评估固然需要数据、信息，但真正决定评估质量的是对手怎么看待和运用这些数据、信息，其思考方式有哪些可利用之处。简而言之，对手的数据、信息重要，对手怎么运用数据、信息更重要。应该说这是符合规律的，一个国家或群体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矛盾运动，信息、数据仅仅是手段或表象，透过手段或表象摸准对手想什么、怎么想，才能提升竞争和对抗的杀伤力。
二、竞争和对抗的关键是提高认知和实力。美国对华评估准确性的一面表明，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是摆在明面的，在全局性、趋势性的问题上基本没有秘密可言，讲求谋略、使计用诈、隐蔽企图等也许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管不了根本、管不了长远。所以，关键是自己的认知和实力必须跟得上，知可为、有所止、明进退。
三、竞争和对抗的重心是追求战略优势。大国竞争和对抗是战略性的，一时一地的得失起不到决定性作用。通过强力刺激某一特定要素，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实力，但能否持久就难说了，过去的苏联模式即是如此。美国情报评估的战术失误和国家的短期挫折没有带来整体衰落，正是由于战略评估的相对准确和国家追求长期优势。大国争雄的历史证明，胜利不是在某个时期取得了多大成功，而是在长时程内规避了多少风险。战略失误是战术成功无法弥补的。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十年看实力，百年看制度，千年看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甚于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