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 | 近期几个值得关注的战略问题
发布时间:2020.12.01 | 分享至:

作者: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吴昊

近期参加了几个座谈会,参与了几个问题的研究。受此启发,想到了几个也许值得注意的老问题。

一、时代意识的塌陷

金观涛教授曾将人类思想比作海洋,而哲学思考又是其中最深层的底部。他说:“在历史上,海洋的表面有时阳光灿烂,平静如画,有时却风雨交加,波涛汹涌,在海底深处却几乎没什么感觉。但反过来,一旦海洋深处发生了某种骚乱,那么人类思想的动荡将会延续很久很久。”我并不想从哲理层面阐释这个问题,但金观涛教授的观点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用于类比人类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是恰当的。

众所周知,19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急剧扩张的时代,将民族国家利益视作至高无上,这将人类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带来的灾难导致怀疑现代性思潮的流行,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兴起,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在批斗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重新审视现代性、民族国家、民主价值等问题,汲取了极权社会兴起的教训,反省了市场经济的成功和所带来的问题,重新构建和完善了现代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21世纪的时代意识。它包括告别革命、确立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和某些具有全球意义的价值观念的确立。

2020年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疫情的全球流行,不仅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也加速了某种已经存在的侵蚀20世纪时代意识的思潮,英国正式脱欧、遍及欧洲的种族冲突、美国新一轮总统大选揭示的社会撕裂、各国之间不同程度的疏离……这些都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令人奇怪的是,与历史上发生过的传染病相比,新冠病毒竟对人类思想造成了如此大的冲击,几乎使人们忘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心态回到了19世纪。福山曾悲观地说:“目前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受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如果21世纪的时代意识开始崩塌,今天这个世界得以运行的观念系统不再存在,我们将走向哪里?是回到19世纪还是别的地方?引发矛盾、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源会是什么?其规模、烈度怎样?无疑,这个问题相当重大。

二、国家利益的界定

就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而言,界定国家利益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国家内生的需要来界定。以这种方法界定的国家利益很少随外部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确切的、稳定的。由于对理性的要求很高,它往往不那么激励人心。另一种是根据国家面对的威胁来界定。以这种方法界定的国家利益往往随外部环境的变动而变动,虽然不那么确切、稳定,却往往鼓舞人心。当然,国家利益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界定方法的不同依然可以带来很大的差别。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美国历史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的例子。总体上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利益的界定和掌控是相对狭窄的、收缩的,所以只在关键性的利益上抵消所谓的苏联威胁。用他的话讲,自己的战略目的是保护美国的自由和繁荣,不是遏制苏联。假如为了遏制苏联加强社会控制甚至改变社会性质,那就是遏制的失败。艾森豪威尔的界定是冷静的、理性的,然而难以唤起民众持续的热情和支持。肯尼迪对美国利益的界定是宽泛的、扩张的,他的名言是:“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对付任何艰难困苦,去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延续和胜利。”不得不说,肯尼迪的确是激情四射,但留下的却是越战后遗症的因子,以及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且一直持续到里根政府初期。

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开创的总路线代表了内生性的国家利益。正是从内生性的国家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论断,全面修正了对内对外政策。无论形势如何风高浪急,他都牢牢把握这一点,引领中国的发展不断前行。我们总是热衷于讨论战略形势,其实形势不应该是战略研究的重点,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界定国家利益。今天,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处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战略机遇期”,如何理解、怎么应对,仍然首先取决于我们要什么。

三、机理研究的浅化

曾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飞行员必须下苦功夫钻研航理。我举了美国空军“野鼬鼠”中队突击地面移动目标的例子。不难理解,突击地面移动目标需要飞行员驾机大速度俯冲到一定高度,攻击目标后把飞机拉起来。如果攻击完成后再加油门、拉机头,飞机会经过1、2秒钟才响应,因此处理不好会撞到地面。而聪明的飞行员会在俯冲时加油门,同时打开减速板,攻击完成后只关减速板即可,这样就避免了可能的风险。这就是对航理的运用,它可以使飞行员针对某个场景把相冲相克的系统变成相辅相成。而在真实的作战中,飞行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场景,唯有精准掌握航理才能灵活运用。换句话说,是航理幻化出了无数的创新,不清楚航理也就没有创新。

今年,DARPA在“阿尔法狗”试验中,采用人工智能系统在近距格斗中战胜了飞行员。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怀疑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各有道理。我倒认为应持开放的态度,因为技术有边界,人也有边界,双方都不能绝对化,最好的办法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还停留在运用大数据模拟场景的层面,即便将人类历史上曾发生的所有空战数据全部录入,那依然是模仿。由于战争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未来的作战场景不可能与以往相同,这决定了模仿必败,所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想推演和设置未来的作战场景,恐怕还要遵循航理的逻辑。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推而广之,研究战争战略问题也应突出机理。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阿彻•琼斯认为,战争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武器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作战方法在某些方面却变化很小。事实大概如此,航空兵战略战术的基本精神都可以从古代轻骑兵的作战使用中找到,只是实现形式和方法手段突飞猛进。当然,机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战争实践中对机理的偏离越大往往取得的成就越大,正所谓打破常规、出人意料,但对机理的研究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偏离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因为明白机理是什么,才知道如何偏离机理。近几年,美军推出了一系列新型作战概念,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作战机理实现形式上的创新,而非机理本身的创新。研究这些作战概念,尤其需要我们认清其机理,盲目跟风很容易掉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