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0
5月10日上午，国观智库“中美对话会”以线上方式成功举办。四位嘉宾围绕主题“疫情期间宏观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与全球化走向”与听众们分享了他们的个人观点。以下我们将嘉宾的发言主旨与各位读者共享：
William H. Overholt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竞争已被经济所定义，各方都可能获胜。美国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经济战略，加上各种援助、机制建设和外交机构，赢得了冷战。它建立了一个不断繁荣的盟友网络。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质上是试图填补美国因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打击而留下的真空。“一带一路”倡议模仿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开发银行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并为建立共同标准和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做出努力。
美国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反应是：忽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叠之处，忽略“一带一路”倡议成功的共同利益，忽略中美合作的许多好处，以及视中国为对既定秩序的非法挑战。它未能制定出符合地缘经济时代的战略，使中国成为唯一具有领导才能的大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愿景令人鼓舞，但它保留发展中国家所有优势的愿望，与被视为全球领导者的愿望之间存在矛盾。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希望像银联和华为这样的公司有机会统治其全球业务，同时通过拒绝进入中国市场而削弱西方竞争对手。鉴于目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规模，给许多西方公司造成了一场危机，西方政府将果断地做出反应，挫败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雄心。而对于其海上邻国，中国的行动如果不顾邻国利益，这实际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利益共同体概念相悖。
由于美中两国都在追求具有严重缺陷的战略，因此它们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Thomas Fingar 斯坦福大学教授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两位候选人都批评中国。但总体上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对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影响。对于美国选民，特朗普和拜登的性格和能力、以及对国内问题的判断将更为重要。批评中国是候选人的“免费赠品”，如同一门必选课，但竞选期间的言论仍会影响选举后的政策。如果特朗普获胜，我们可以预见过去三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将重复甚至愈演愈烈。如果拜登获胜，他的直接关注点（可能会持续整个任期）将集中在重建联邦政府的能力和信心上，以及修复对基于规则的秩序、和美国影响力的损害，谋求解决国内问题（经济复苏，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等）。
基于拜登的背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多年），美国的国际利益和责任将是其关注的第二要务，相比特朗普政权将更注重政策制定。与追求民族主义的特朗普相反，拜登将通过国际体系开展工作来寻求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他将寻求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合作，以修复联盟、伙伴关系和多边机制，以应对传染病、气候变化、危险武器扩散等共同挑战。
美国对华政策既要服从国内优先事项，又要恢复美国的领导，这样才能促进国际合作。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仍以美国的议程为中心。但拜登将采取不同于特朗普的方式。拜登不会采取单边行动，而是与中国或有相同利益关切的其他国家共同行动。目标是解决特定问题，而不是遏制或约束中国、进一步改变中国。但是，就中美和其他双边关系的默认设置而言，可能会改变单方得利的不对称现象，转变为对明确的互惠事实的要求。在美国军事能力的重建方面，也将继续把解放军及其武器系统视为最有能力的潜在对手。
黄靖 国观智库首席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学术院长
中美关系中一个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危险趋势是，“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我们想要什么”转移到“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基于相互接受的博弈规则，通过折衷来管理前者。但是，如果冲突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将无可救药地陷入一场零和博弈中，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抗。
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中美双方都没有制定出具有一致政策框架的全面战略，以应对两国之间正在出现的“战略竞争”。这使得双方在彼此打交道时临时调整比较多。更具破坏性的是，针锋相对的互动（临时政策的展示）带动了双方决策中最强硬的部分以及民族主义。
这导致两个国家对另一方的看法越来越消极甚至敌视。近年来，由于对美国的全面幻灭（自从尼克松1971年访华以来，美国在中国公众中一直是正面形象），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及其政治驱动下指责中国，这将对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产生长期影响。
鉴于两国的政治势头，在不久的将来扭转双边关系是不现实的。改善双边关系，需要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决心出发，从制止彼此之间的消极对抗开始。尽管如此，只有在双方在总体上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对彼此的事务的方针发生重大政策转变时，和解才有可能。
对于美国而言，必须以更积极的全球主义代替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以维持并加强当前的自由国际秩序，从而将霸权主义转变为全球领导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使中国能够增强其坚持多边主义的效力，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美国对中国有意接管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的印象。
对于中国而言，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于说服外界，尤其是美国说服中国要发展为现有国际秩序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例如，“一带一路”的发展必须由市场力量驱动、并由法治进行管理，以淡化新兴的“修正主义力量”形象。
从长远来看，中美竞争的结果基本上取决于两国内部的变化。中美两国能最先有效解决好国内问题和矛盾的一方，将在中美关系以至整个世界政治中获得主动权。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新冠疫情对当代全球化提出了强烈警示，迫使各国平衡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和卫生健康，客观上要求生产链的调整必须具有冗余以避免战略脆弱。全球国际机构譬如世界卫生组织正在面临问责，显现出大国间缺乏互信的现状。
当代世界两个大国中美的竞合关系本来就处于日趋复杂的下降通道，当前更是深受新冠疫情之困扰。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降速，必使近期中美经贸规模有所收缩，双边投资可能出现部分回撤。如期执行今年1月15日两国签订的《中美经贸协定》可能面临困难。
中美政治关系步履艰难，双边互信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低点。尽管美国情报系统已明确新冠病毒并非由中国人为制造，但美方仍怀疑病毒由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无意中释出，并寻求对其怀疑的中国可能在早期对疫情予以掩盖的问题进行问责。
当前，中美最高领导人亟需达成三项共识。其一，双方对彼此的判断，都要基于事实，而非猜测。其二，两国都应充分动员其医学资源为全球抗疫提供公共产品，建议中美医学界联手开展疫苗等研制。其三，中美需为稳定全球经济进行伙伴合作。
疫后，中美都应配合由联合国主导的新冠成因调查。中美应共推更为有效的国际早期预警系统。对于生物安全技术的研发，需要创建更为开放的国际检查机制。新冠疫情要求中美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更为强劲的国际公共卫生体系。
新冠疫情同时重创中美，但并不给任何一方以对付另一方的“战略机遇”。尽管北京与华盛顿战略竞争加深，但它们仍应就战略稳定开展合作，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维护台海以及南海地区的稳定；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维持伊朗核计划继续受到安全保障；美俄深化双边核裁军合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进程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