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23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有三个原因：首先，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博弈出现了某种向深层演变的趋势，即由过去的资本逐利向安全和价值逻辑转变，冲突的一面在上升。其次，大战略的实践表明，在安全和价值领域，准确解读和判断是比较困难和少见的，误读和误判反而比较常见和普遍。再次，在演变或曰过渡尚未见底的过程中，双方传递出的信号往往是含糊的、紊乱的，特别是在国家行为与民意的互动增强、正常沟通遇到障碍、美国面临大选的特定背景下。这倒不是说中美关系再无触底反弹的可能，而是说预有准备才能起到稳控的作用。在这方面，中美两国都曾有过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暂时搁置与美国的关系，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预定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的原则，确定所谓“不急”就是持续约三到五年。与此同时，美国也选择了暂时搁置对华关系，即“等待尘埃落定”。正是中美双方都选择了“搁置”并放弃保持直接沟通渠道，客观上导致了朝鲜战争的扩大化。出兵朝鲜前，周恩来曾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转达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管的信息。就这件事本身而言，如中国通过英国驻华机构转达，或者不使用“要管”而使用“参战”一词，都能避免信号失真或衰减。而思维观念和行事方式完全不同的美国，确实产生了很大的误判，杜鲁门将其看作恐吓，艾奇逊则认为潘尼加夸大其词。
1954年夏季，中美以解决印支问题为由，建立了大使级会谈的渠道。由于两国矛盾日久且渠道功能有限，虽然可以直接沟通了，但依然不得不借助其它途径加强信息的准确度和可信度。1965年4月，在双方已通过大使级会谈通报彼此目的后，为让美方确实掌握中方“援越抗美”的意图和底线，周恩来专门出访巴基斯坦，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总统转达中方原则；第二天，周恩来又到仰光，请缅甸国家主席奈温再次传递信息。同时，陈毅则召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进一步明确政策含义并请其向美方转达。
恰恰是因为沟通渠道的局限性，中美建交也经历了一个颇为戏剧化的过程。1969年12月3日，南斯拉夫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时装展览会，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和负责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络工作的助理西蒙斯，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秘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出席。按照外事纪律规定，李、景二人散场时迅即离开。但是西蒙斯追了上来，首先介绍了斯托塞尔的身份，后者随即表示，很想会见新任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之后，西蒙斯又追上李举卿，告以尼克松在华盛顿直接指示他转达信息，总统本人希望与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惊人的巧合是，就在美国在华沙寻找机会的同一天，周恩来将一份报告送呈毛泽东，建议12月初释放在当年2月拘留的2名美国公民。如果双方有科学合理的危机管理机制，本不至于如此费力。人们常说中美改善关系是历史机遇，这正是“历史机遇”的含义。
最后需要再次说明，世界上有很多冲突和对抗都源于误判，一些蓄意发动的危机也有许多误判的因素。建立完善基于科学规律而非政治正确的危机管理机制，是管控危机的有效手段。否则，一旦出现危机局面，很容易导致包括战争在内的严重后果。为了今后的中美关系，也许今天人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