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2035年之作战研究
发布时间:2021.01.07 | 分享至:

作者

金霖国观智库防务安全中心副主任、资深研究员

王琨,资深军事爱好者

陆允超,资深军事爱好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此相应,军队力争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5年后的人民军队,必将是一支在军事理论、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等方面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型军队,必将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设想彼时人民军队的作战与准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攻势速决——积极防御总态势下的战略指导

未来15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遏制和打赢战争的能力也将极大增强,与我直接发生较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国家将极为有限。虽然不排除极端条件下,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冲突的风险,但由于大规模战争的进程、后果均是交战双方无法预测和承受的,故主要战争样式是与周边国家的局部武装冲突、局部战争。也就是说,未来我军的主要作战样式,还是以核武器或新概念终极毁灭武器为战略威慑背景下的、一至两个战区地幅内的高技术局部战争。

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贯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信念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是新时代我国国防的鲜明特征。因此,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将长期是我军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导,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持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但在总体防御态势中应逐步突出“积极”,即进攻、速决的比重,战争指导应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无论从需求还是实践层面,均合理可行。

虽然我国总体上采取战略防御态势,且局部战争在作战地域上十分有限,但战争进程快、对抗激烈、消耗巨大、对国民意志和社会经济生活等领域冲击强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一旦遭受海上方向的威胁和打击,将对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和影响。而受“第一岛链”等地理条件制约以及我海上作战力量相对于强大对手的劣势,在海上方向我可能无法构建起有效层层抗击的战役布势,如采取机械化时代以本国国土既设国防工事为主战场,以空间换时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传统作战方法,“打破坛坛罐罐”的代价将高昂得无法承受。因此,在贯彻执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时,务必着眼争取战略战役主动,当战争征候已经十分明显,我宜主动发起进攻行动,直接根除战争威胁或为后续作战营造良好条件。同时着眼现代战争消耗巨大、易产生国际负面影响的特点,战争方式宜坚持“牛刀杀鸡”,速战速决,争取利益最大化。

二、智慧联合——智能时代的作战样式演化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战争史表明,先进科学技术常常是首先或最终必然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进,而武器装备技术条件的进步,又必然促使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发生改变。从现在到2035年,我们依然处于信息时代,除了既有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将按照摩尔定律18个月更新一代外,还将出现许多突破目前我们认知的新技术。信息时代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使未来我军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总体上仍是联合作战,但制胜机理、作战样式、杀伤模式等,都与现行联合作战理论及内涵有革命性不同。以下三个概念值得关注探索:
“知识中心战”。目前广泛运用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以有效打破军种以及陆、海、空、天、电、网等领域的界限,形成强大联合作战能力。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发展,强大对手现在具备的联合作战能力,我军迟早也会具备,而且与对手的差距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日渐缩小。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信息时代具体技术的应用发展,而不是基于各种信息技术之上产生的信息时代文明成果的追求和运用,则我军永远无法实现超越。“脑机接口技术”的成熟完善,将使人能更加高效、无缝地融入信息化联合作战体系。在信息、火力、保障等装备技术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将是作战双方对人类既有文明成果即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未来联合作战制权争夺的焦点将是“制脑权”或“制知识权”。谁能发现对方知识体系的漏洞、破坏对方知识体系的运用,谁就将赢得胜利。

“广域聚能战”。无论是今年8月份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的Alpha Dogfight模拟对抗空战中,人工智能以5比0完胜美空军飞行员,还是纳卡冲突中大放光彩的无人机,都为我们展示了未来联合作战中,高度智能化、自主化无人作战装备的强大作战能力和巨大作战潜能。此种装备大量投入联合作战,一方面使交战双方作战地幅相比现在联合作战更为广阔,使对手不易发现和确定要打击的目标与重心;另一方面,量多价廉的高性能无人作战平台可以轻易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形成相对于对手的优势,这对于技术和装备质量处于相对劣势的一方尤为重要。广域分布的无人作战平台将以火力、能量的聚集实现作战目标,这与传统联合作战集中部署兵力、武器平台的方式将有根本不同。

“节点消灭战”。这是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中的运用和体现。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实际上是通过高速、保密的通信链路,将各个关键节点有机融合形成一个整体。相比干扰、压制对手的通信链路,直接摧毁其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关键节点,效能和收益明显要大得多。对手的指挥系统、空天基资产、海上大型作战平台、无人作战装备指控系统、数据链站点等,应是我军始终关注并予以消灭的关键节点。消灭这些关键节点,就能致对手联合作战体系于失能、瘫痪,收到“击节破网”之效。

三、高质量备战——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作战越来越呈现出平战转换快、作战消耗大、军民一体性强等特点。基于这些特点,在平时的军事斗争准备中,我们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军事理论的创新与运用。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紧跟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军事理论对军事实践的先导作用,推动塑造我军发展与未来作战的新优势。优质的创新一定是自主的,刻意“求洋”很容易步其后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与传统军事理论之独特智慧,这是军事理论创新的“天然沃土”。信息技术时代高效的创新,更多地来自于对科学技术的学习、运用和发展,必然需要与发展实践相融,不必刻意打造“专业”理论队伍,力避单纯理论“求新”,否则只能是自我求证式的“纸上谈兵”。需要强化装备研发单位与部队官兵在军事理论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军事理论研究既能前瞻未来技术发展,也能紧贴军事斗争与准备实践,形成理论、技术、运用三者良性互动的融合创新格局。

二是完善指挥体制和指挥方式。由于远程作战兵器的发展、无人作战平台的广泛分布,未来作战越来越呈现平战快速转换的特点。加之作战消耗巨大,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指挥体制,将无法有效指挥、支撑未来作战。故在此轮军改完成后,按照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我军仍需对指挥体制和指挥方式进行优化完善。在指挥体制上,要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平战结合,可以考虑在国家、军委层面建立高级别的军地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对军地资源的统一指挥和管理。指挥方式上,考虑未来与强大对手作战可能出现指挥中断的极端不利情况,在作战指挥上宜采取以任务为中心的指挥模式,即上级只以简单明了指令赋予下级明确的作战任务,完成任务的具体方式方法由一线指挥员根据当时具体情况灵活自主决定。

三是部队以功能实行模块化编组。美军无论是提出网络中心战、多域战等概念,还是发出“打破‘烟囱’”的呼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目前军种、领域界限难以突破,单一作战功能在不同军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而在实际作战中各军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时又难以形成合力。随着联合作战不断深化,以军种划分部队进行作战、准备和建设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未来作战需求。美军走过的弯路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再走一遍,在此轮军改完成后,我军应即着手开展以功能区分部队的改革,打破军种建制,代之以建设进攻、防御、保障等功能模块化部队,在未来联合作战中根据作战需要实现功能部队的“积木式”灵活编组。

四是突出关键节点性武器装备建设。武器装备是未来我军遂行作战任务的重要物质基础。要着眼技术发展和我军实际作战需求,大力发展ISR一体化装备,尽力破除“战争迷雾”,为指挥员正确定下决心提供准确依据;大力发展“脑机融合”装备,在未来作战“制脑权”争夺中占得先机;大力发展大型综合性无人载具,比如装载大量无人作战平台或弹药的空天母舰、海上大型无人作战载运和发射平台等。

五是加强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培养。虽然无人装备在未来作战体系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但人的作用在未来作战中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因为有人操作的系统、平台,将是未来作战体系中最核心最关键的节点,人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作战体系总体作战效能的高低。而高素质人才培养周期长、保留难,一旦损失不好补充,我军宜着眼这些特点,未雨绸缪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储备,这是未来我对敌斗争的真正优势所在。

此文是国观智库参加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锦囊-2020 未来战争概念与场景创意征集活动的作品。引用请注明出处,其他用途请与国观智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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