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18
作者: Koen Smeets(史凯恩 ) 国观智库美国研究中心非驻地助理研究员
1. 引言
许多中国同事告诉我，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近期实施的关税政策感到惊讶和困惑，尤其是针对欧洲国家等传统盟友的关税。而我对这些关税并不感觉意外，基于我对共和党主要派系、日益民粹化保守化的转向以及选民基本盘的了解，这些关税是符合预期的。再结合特朗普及其顾问对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看法，关税背后的逻辑就更加清晰了。因此，本文探讨以下内容：
- 共和党的六大历史派系：温和派、保守派、特朗普主义者、基督教右翼、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
- 五次民粹保守化转向：戈德华特时期、里根总统时期、金里奇时期、茶党运动和特朗普时期；
- 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
- 特朗普及其顾问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关税的部分；
- 《海湖庄园协定》，阐明“解放日”关税的逻辑；
- 关税给美国国债市场带来了怎样的不良影响？国债如何导致关税政策部分暂停？
2. 理解共和党：派系、民粹保守化转向与选民基本盘
2.1. 共和党主要由六大意识形态派系组成：
温和派：以20世纪60年代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代表，强调务实治理、财政责任和社会温和立场，通常倾向于跨党派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和派的影响力已大幅下降，几乎不再有影响力。
保守派：由巴里·戈德华特和罗纳德·里根倡导，主张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强硬的反共外交政策，强调传统价值观，对联邦政府权力过度扩张持怀疑态度。20世纪60年代，戈德华特在共和党内创立了保守派阵营，里根则在80年代总统任内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派系逐渐壮大，并推动了五次民粹化保守化转向，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特朗普主义者：强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对建制派，融合了反移民言论、经济保护主义以及对传统共和党正统理念的质疑，其核心是对特朗普领导地位的忠诚。他们是五次民粹化保守化转向的逻辑产物。
基督教右翼：兴起于20世纪末，围绕反堕胎、支持传统婚姻和倡导将宗教价值观融入公共生活等议题，将福音派基督徒凝聚起来，成为动员基层选民的重要力量。
新保守主义者：主张通过强硬的外交政策在海外推广民主，尤其是在“9·11”事件后，支持使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护全球稳定。
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和个人事务的干预，强调公民自由、自由市场原则和非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
2.2.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和党经历了五次民粹化保守化转向：
20世纪60年代，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和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领导了对温和建制派的反抗，拒绝战后两党共识，推动强硬的反共、反政府议程, 并严厉批评温和派。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和温和派共和党人感到在党内的空间受到限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草根保守主义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民粹主义言论与保守主义治理相融合，提出一个有限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例外论的愿景，这一理念同时吸引了精英阶层和工人阶级。里根的个人魅力和沟通技巧帮助保守主义转变为一股主导的全国性力量，同时也使一些曾被视为极右翼的观点成为主流。
20世纪90年代，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领导了一场激烈的党派起义，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他通过“与美国的契约”将国会选举全国化，并把民主党人描绘为传统价值观和财政责任的敌人。金里奇的做法把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政治斗争置于首位，将阻挠对手和利用媒体煽动愤怒机制化。在接下来的两个选举周期内，这一策略被重复使用，也被进一步加强。
21世纪10年代，因奥巴马当选总统并在其任内实施经济救助计划，茶党运动兴起，将草根阶层的愤怒转化为一场激烈的反税收、反建制并时常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拒绝妥协，同时针对民主党及温和派共和党人。这场运动为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茶党的不满和言辞最终凝聚在特朗普身上，他将右翼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怨恨融合为一种以他个人为中心的新政治身份，将共和党重塑为反精英、反全球化、倾向于威权主义情绪的载体。
2.3. 因此，共和党的主要选民基本盘是一个由两大群体组成的联盟：
第一类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组成，他们在文化和经济立场上都比较保守。这些选民对移民、国家认同、经济困境以及传统价值观的流失感到担忧，因而很容易接受特朗普主义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诉求。他们大多认同党内保守派、特朗普主义、基督教右翼，也有部分认同自由意志主义派系。
第二类是共和党仍旧依赖的高收入选民，尤其是企业主、专业人士和郊区创业者，他们看重经济保守主义、去管制化和低税收政策。尽管他们在文化立场上可能从温派和到保守派不等，但经济利益使其与共和党的亲市场议程保持一致。他们大多认同党内保守派，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派系。
这两大群体构成了特朗普选民基本盘的支柱，尤其是在他的第二任期竞选期间，他进一步增强了在农村和工业地区无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中的吸引力，同时也保持了担忧进步派经济政策的富裕保守派的支持。
3. 美国民众对关税的看法存在分歧
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对关税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低收入群体表示支持，而高收入群体则普遍反对，但其表达意见的机会较为有限。理解这种分歧的关键在于，要明晰过去45年全球化对这两个群体的不同影响——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而高收入群体则从中受益。
3.1. 对于低收入选民，尤其是对于制造业和工业部门的低收入选民来说，1978年后生产力与工资增长脱节成为了一个转折点。
尽管生产力持续增长，但工资却停滞不前，原本稳定、有工会保障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地被外包或自动化取代，加剧了经济不安全感和对自由贸易、移民及企业精英的不满。这一群体感到被两党抛弃，逐渐在共和党近年来的三次民粹化转向（金里奇、茶党、特朗普主义）中找到发声渠道。他们的诉求在特朗普对全球化、贸易和建制派的不信任态度中得到了尤为鲜明的体现。
详见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Growing inequalities, reflecting growing employer power, have generated a productivity–pay gap since 1979” 和 “Wages for the top 1% skyrocketed 160% since 1979 while the share of wages for the bottom 90% shrunk”。
这一低收入群体对特朗普关税经济影响的态度，与英国“脱欧派”支持者对“脱欧”经济影响的看法如出一辙。正如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名“脱欧派”支持者之间的对话所体现的那样：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我在英格兰东北部讨论脱欧的经济影响时，一位纽卡斯尔女士的话击败了福特教授，成为我最喜欢的脱欧名言第一名。当时我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的英国GDP跌幅将远远超过停止对欧盟预算做贡献所带来的节省。“那是你们该死的GDP！”她高声反驳道，“不是我们的！”（引自Menon, UK in a Changing Europe）[强调为原作者所加]
换言之，过去45年来，这些选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相对有限。右翼政党告诉他们，这是全球化和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投票支持“脱欧”正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机会。特朗普的低收入选民基本盘也遵循类似的逻辑，这一点体现在诸如关税等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以及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改革中。
3.2.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选民——包括专业人士和企业主，普遍反对关税和其他反全球化措施。
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颇多，享受到资本流动性上升、全球供应链扩展和市场去管制化所带来的红利。尽管其中一些人对特朗普主义的文化言论感到不安，但经济利益使其依旧与共和党捆绑，尤其是在维持低税收和最小限度管制这两方面。总体而言，这一群体并不认同特朗普对全球化和贸易的怀疑态度——尤其是那“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一”，他们本身就是特朗普公开反对的建制派。然而，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对抗环境，使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表达这类分歧意见。
3.3. 反对关税者缺乏实施有效反制措施的机会。
尤其是在共和党不仅掌控白宫，也掌控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情况下（尽管其在众议院优势微弱），反对党在抵制关税方面机会有限。此外，部分由于美国社会的极化，媒体、民主党及其中产阶级和进步派高收入群体组成的选民基本盘所发出的抗议，很可能不会被特朗普重视。在共和党向民粹化保守化转变的背景下，这种极化现象是很好理解的。
此外，特朗普信奉“单一行政权理论”，这种宪法法律理论认为，总统对行政分支拥有唯一且无限的权力。换句话说，特朗普总统基本能够推行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个人愿景，而关税就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更有甚者，他的许多核心顾问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4. 特朗普的顾问及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
4.1. 特朗普的顾问们对地缘政治、经济和关税的看法
基于30多次非公开访谈，坦纳·格里尔（Tanner Greer）撰写了一份见解深刻的报告，题为《刻意模糊：美国对华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争》（Obscurity By Design: Competing Priorities for America’s China Policy）。这份报告基于对国会助理、智库人士、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以及被提名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人士的30多次非公开采访。报告援引了特朗普过渡团队中一位成员的话：
“特朗普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意识形态驱动者。他不喜欢束缚自己的手脚。他喜欢个性强势、观点各异的人在他手下工作。他希望他们争个高低，而他则来挑选每场斗争的赢家。”即使这可能导致战略上的不一致，他也并不在意：“如果你想看看一个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统一的政府是什么样子，那就回顾一下小布什和切尼执政时期，那正是我们想要避免的灾难。”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顾问团队由一群观点各异的人组成，大致可划入共和党的六大派系中。格里尔进一步按照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维度，将这些顾问分成四类：
详见“Obscurity By Design: Competing Priorities for America’s China Policy”.
对于地缘政治维度，格里尔解释道：
横轴代表特朗普阵营内部各种地缘政治思想流派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对美国实力和国家能力的评估。这是人们在许多重要争论中所持的立场——比如“美国是否有能力同时支持乌克兰和台湾？”——与其说是基于对中国的判断，不如说更取决于他们对美国自身的评估。美国能够调动什么样的资源来与中国竞争？资金、人才和政治意愿的储备究竟有多深？(…)
纵轴是什么？可以把它理解为两个极端，一端是“基于权力”的视角，另一端则是“基于价值观”的视角。处于上方两个象限的特朗普主义者，其立场建立在现实政治的冷酷计算之上。从这个视角来看，国际政治首先是一场权力的竞争。(…)而下方的两个象限中那些被归为“基于价值观”的论者，则有着不同的认知框架。在这两个象限中的群体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应以单一变量来衡量。他们看重美国在海外的行为与其国内面貌之间的关联。他们秉持强烈的价值立场，对特定生活方式深信不疑，并希望将这些理念体现在美国的战略蓝图中。
同样，对于经济维度，格里尔解释道：
这张图的横轴表示对华经济竞争的主战场：这是一场推动科技前沿向前发展的竞赛，还是一场需要全面振兴美国制造业能力的对华较量？而纵轴则反映了人们在的分歧：一端是相信可以通过行政国家力量来增强美国经济的人，另一端则是对任何官僚式管理的产业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
该图的横轴标出了人们对击败中国所需战场的不同设想。纵轴则反映了人们对美国应携带何种经济武器进入战斗的分歧。位于上方象限的群体相信，政府补贴和监管是新一届政府可采取的最有力的工具；而位于下方象限的群体则不信任官僚机构，担心带来一个可能不会一直由共和党掌控的行政巨兽的后果，并质疑即便是亲特朗普的官员是否具备足够能力来如此深度干预美国经济。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不那么依赖国会拨款或庞大行政合格率的政策工具（例如关税）。
从上述引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对于为何同意或反对向不同行业和国家征收关税，特朗普的顾问们存在不同意见。例如，那些认为美国必须在下一代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人，可能会主张对此类技术加征关税和实施出口禁令，而较少将关注点放在供应链的其他环节上。
这可能和另一部分人的想法不同，后者认为美国需要尽可能多地把供应链留在国内，这是出于国家安全、通过溢出效应形成“产业公地”的需求，以及为低收入群体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等原因。这类人会倾向于全面扩大关税——涵盖汽车生产等制造业和特定行业，以开启美国的产业复兴。
4.2. 特朗普对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看法
正如格里尔所指出的，特朗普更倾向于任用意识形态相左、观点相互冲突的顾问，并从中挑选符合自己偏好的观点。往届总统往往受到党内意识形态和共识的限制，但特朗普对共和党的个人影响力、对“单一行政权理论”的信奉以及反建制态度，都使其决策更难预测。不过，通过研究特朗普在地缘政治、贸易和美国国际定位方面的信念体系，我们仍能大体预判他未来在关税等领域的政策选择。
特朗普的世界观植根于一种交易性和民族主义的国际关系认知，他将全球事务视为零和博弈的胜负之争。他拒绝接受战后强调互利、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自由秩序，反而认为美国（尤其是其海外参与）长期被盟友与对手共同剥削。在他看来，北约、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和长期贸易联盟非但不是稳定力量，反而是束缚美国实力、榨取美国资源为他国谋利的工具。特朗普外交与经济政策的核心信念是：美国一直以来过于慷慨、轻信，甘愿牺牲本国中产阶级和劳工利益来补贴他国的繁荣与安全。
特朗普曾在他第一任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称“贸易有害”，凸显了他对经济全球化的敌视——他相信全球化掏空了美国工业，抛弃了工人阶级群体。在特朗普看来，制造业岗位向中国、墨西哥等国外流，重创了其核心选民群体（即去工业化地区未受高等教育的工人）的经济基础。他利用这种经济错位来论证加征关税、拒绝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或退出《北美自贸协定》等多边协议的合理性。特朗普对贸易逆差的执念反映出一种重商主义思维定势：若美国进口超过出口，他便视之为直接损失或被“占便宜”的证据。这种观点还延伸至对国债的担忧——他将国债归咎于对外借贷与购买外国商品，进而强调美国在参与全球事务前，必须先整顿好国内经济。
在地缘政治领域，特朗普奉行同样的零和逻辑，他不太把海外联盟视为确保全球稳定的共同承诺，而更多地将其视为美国必须获得补偿、否则就应抽身的财务交易。在他看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非一种责任，而是一种负担，而他国若受益就该付费。这导致他对传统伙伴关系极度怀疑，更青睐强人外交。他的世界观挑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信条，转而推崇对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狭隘定义。
特朗普的不满在欧洲——尤其是德国——身上得以体现，他指责这些国家既享受美国军事保护，又维持对美贸易顺差。更广泛而言，特朗普的地缘政治立场寻求让美国从其全球承诺中收缩，将实力转向国内振兴，并抛弃在他看来已削弱美国的失败的的国际主义共识。
4.3. 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
特朗普的信念体系根植于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事务交易观，这直接催生了其激进的关税政策——包括2025年4月2日被其政府称为“解放日”的大规模加税举措。这些新关税针对对美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各类进口商品。
特朗普将这一举措包装为“经济解放”行动，宣称美国必须摆脱掏空美国制造业、削弱国家主权的剥削性贸易安排。与其世界观一致的是，这些关税不仅是经济工具，更是政治宣言，旨在重申美国的影响力、降低对外国商品的依赖，并重塑有利于国内生产的全球贸易格局。通过此举，特朗普试图激活其工人阶级基本盘，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敢于对抗全球精英和长期战美国便宜的外国政府的领袖。
展望未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逐渐明晰，这些关税很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贸易战。一方面，欧盟曾提出“零对零关税”方案，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该方案不足以解决非关税壁垒和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等关键出口商品加征34%报复性关税，特朗普随即作出回应，威胁追加50%的关税，声称“唯有极限施压才能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条件”。这种针锋相对的升级态势已震动全球市场，正推动欧中探索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对冲美国的不可预测性。
短期来看，特朗普的关税很可能引发经济动荡，尤其是若加剧通胀或导致经济衰退，进口成本上升将导致消费品涨价，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尽管这将让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政治对手和商界领袖的压力，但特朗普不太可能让步。他将这种经济阵痛视为实现他眼中的“迟来的国内制造业复兴”的必要代价。他认为必须重建美国工业基础，以保障国家实力、主权和他的工人阶级基本盘的就业机会，后者或许愿以短期困苦换取长期机遇和安全。
然而，此类政策的财政后果可能会疏远高收入群体——即那些担心市场波动、债务问题和长期竞争力受损的财政保守派共和党人。与此同时，中等收入选民与进步派高收入群体很可能加大对特朗普的批评，将政策低效、全球不稳定和生活成本飙升视为其政策失败的证明。
随着经济与政治裂痕加剧，这些关税政策可能在加深社会极化现象的同时，进一步巩固特朗普在民族主义经济议程最坚定支持者中获得的支持。
5. 《海湖庄园协定》：特朗普“解放日”关税背后的可能逻辑
5.1. 特朗普及其顾问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批判
特朗普“解放日”关税背后的战略计划很可能是《海湖庄园协定》，这套由特朗普总统与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等关键顾问主导的体系，标志着对美国全球经济地位的根本性重构。其核心理念在于：现行以美国为主导，植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二战后国际机制，并经1985年《广场协议》修订的国际贸易秩序，已无力保护美国产业与工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支撑世界经济增长，但却往往以美元持续走强为代价。
特朗普及其顾问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贸易失衡，加速去工业化进程，滋养了美国的竞争对手，同时又掏空了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特别指出，强势美元促使产业外迁，既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又侵蚀国内制造业。虽然特朗普对该体系的批判并非新论，但《海湖庄园协定》将瓦解这一体系、构建一个以美国生产力与主权为核心的双边民族主义框架上升为战略。
5.2 重塑符合美国利益的体系：《海湖庄园协定》
斯蒂芬·米兰在《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实用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中的提议，勾勒了《海湖庄园协定》的基础架构。该协定旨在解决三大系统性问题：美元估值过高、制造业外流和结构性贸易失衡。米兰建议通过定向关税（特别是针对中国等对美长期顺差国）重新平衡贸易流。他主张推行受管控的汇率机制，以遏制人民币等外国货币对美元的人为贬值。米兰还呼吁通过税收激励，选择性保护主义和产业回流法令重建国内产能。
他的计划包括通过财政部与美联储协同实施“竞争性美元政策”，他认为美元高估值是主动政策选择，而非必然结果。通过摒弃“自由贸易”正统转向产业政策导向，《海湖庄园协定》旨在扭转持续数十年的贸易逆差，重振国内制造业。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不依赖金融流动，而以实际生产力为根基的美国繁荣新模式。
米兰与贝森特都表示，《海湖庄园协定》并非孤立主义，而是对美国竞争对手“货币重商主义”的迟来纠偏。他们认为现行全球体系奖励资本流动与资产泡沫，却以牺牲工人阶级与实体产出为代价，因而他们主张回归国家生产战略。这些声明不仅折射出对全球化的不信任，更暗含“国际主义损害美国主权与经济活力”的信心信念。
5.3 对《海湖庄园协定》的批判
尽管《海湖庄园协定》在民族主义者和经济民粹主义者中得到支持，但其引发的批评也同样不容忽视。操纵美元汇率或使用关税这种“钝器”，可能会引发通胀、挑起贸易战并扰乱全球金融市场。贸易专家警告称，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将推高借贷成本、弱化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政治学者提醒称，《海湖庄园协定》的单边主义倾向可能会疏远关键盟友，并瓦解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历经数十年的合作机制。此外，该协定强调产业回流，但却忽视了现代全球供应链的现实。部分自由派经济学家指出，贸易逆差本质上更多是财政失衡的反映，而并非不公平的贸易。尽管有以上种种担忧，但特朗普团队仍坚称，经济主权、产业复兴与贸易公平带来的长期收益，足以为短期动荡正名。
然而，薪资与生产率增长脱节，加之美国制造业外流，已显著加剧美国经济的不平等。换言之，中产阶级加速萎缩并被推向低收入群体，近期通胀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这意味着最可能从制造业回流中受益的群体，恰恰在当前最无力承受贸易战带来的商品（尤其是中国制成品）价格上涨压力。更何况，中国等国的报复性定向关税很可能会精准打击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就像其首个任期中，中国施加针对大豆农的关税一样。同上，关税冲击对早已不堪重负的低收入和中产阶级来说将尤为严峻。
5.4 《海湖庄园协定》的实施
《海湖庄园协定》将如何实施？其逻辑起点很可能是对所有国家征收激进关税，无差别打击所有贸易伙伴（无论盟友还是竞争对手），以创造谈判筹码——正如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加征“解放日”关税那样。支持《海湖庄园协定》的报告作者米兰等顾问认为，在这样的关税税率下，各国仍将继续向美国出售商品和服务，原因包括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对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需求。
此外，美国对所有国家加征关税可以防止关税规避行为，例如将最终产品组装转移至墨西哥和越南，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及其后常见的策略。这正是墨西哥面临25%的关税、越南面临高达46%的关税的部分原因。最后，为了彰显他们对该策略的决心，美国几乎必定会对他国的报复性关税进行反击。
下一步，美国将以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来实施《海湖庄园协定》。此类政策的一个范例就是，要求外国货币对美元升值，以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同时维持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在聚焦美国公共债务问题时，这些关税还可能被用作金融谈判的工具，包括强迫外国美债持有方延长债券期限。通过施加有针对性的经济打击，美国政府可能有意迫使外国央行维持或重组有利于美国的债务结构，尤其是希望在不引发违约的前提下，延长中国的美债储备资产持有周期。这种策略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战略，即通过将贸易、安全与货币外交交织在一起，来实现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管理。
《海湖庄园协定》的相关计划似乎已于2025年4月2日通过特朗普推出的“解放日”关税直接付诸实施。这一举措立即引发了美国与传统盟友、中立国家及战略竞争对手的紧张关系。中国迅速反击，对美国商品尤其是针对农产品和科技出口产品加征34%的关税。作为回应，特朗普政府再度升级，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先提升至104%，继而进一步上调至145%。这种升级正体现了《海湖庄园协定》的战略逻辑：通过施压而非谈判，迫使对手接受更公平的贸易条件。
6. 反噬效应：美债抛售导致关税暂停
这些关税政策意外引发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国债市场（即美国公共债务交易市场，详见附录1）的动荡。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关系，中国、日本、韩国等美债持有国似乎发起了有限但影响深远的美债抛售。即便是这些主要债权人抛售极小比例的美债，也扰乱了脆弱的债券市场，导致收益率飙升，大幅增加了美国的偿债成本。
美债市场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金融资产，但这次短暂地陷入了信心危机。这种反应突显出，美国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120%，利息支出占联邦支出的14%以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全球投资者信心的哪怕是微小动摇也极为脆弱（见附录1）。
利率的急剧上升有可能将联邦预算推入恶性循环——更高的借贷成本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侵蚀市场信心，并引发更多的抛售，这一动态可能会破坏整个美国财政体系的稳定。由于担心爆发全面危机，特朗普总统宣布暂停所有10%以上的新增关税，为期90天，进行政策审查，但针对中国的关税不在暂停之列，反而进一步提高，目前最高达245%。此举旨在安抚债券市场，并释放愿意调整政策的信号。
然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欧洲，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形象已经受到严重损害。此外，美国再度与中国陷入贸易战，持续升级带来巨大的税率数字：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达到145%（部分商品例外），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也升至124%。
若如特朗普及其顾问所言，美国愿承受巨大代价来实施《海湖庄园协定》，那么中国的有效回应措施就相对有限。美国似乎不会接受任何不包括人民币对美元显著升值、进一步缩减贸易逆差的措施（如设置更多永久性贸易壁垒来保护美国市场免受中国商品冲击）的协议。然而，中国似乎不太可能接受此类条件，而且中国商务部还将美方关税称为“经济霸凌”，将报复性关税称为“错上加错”。在这场贸易战中，双方都不太可能退让。
附录：理解美国公共债务
摘自Econofact文章 Why is the U.S. Debt Expected to Keep Growing?
图表来源：Statista
2. 通货膨胀、利率与国债
最初，在大衰退和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支出并未引发显著通胀。2009年至2020年，尽管联邦债务激增，通胀率仍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然而，从2021年开始，通胀急剧加速，到2022年年中突破8%，其背后原因是供应链中断、需求激增和货币扩张。为应对这种情况，美联储大幅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接近零提高到2023年的5%以上。但通胀依然顽固。
尽管通胀飙升，工资增长却未能跟上，导致实际收入缩水，美国人的购买力下降。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家庭越来越难以负担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许多基本商品和服务。这种日益加剧的经济被剥夺感引发了广泛的政治不满，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
与此同时，利率上升也增加了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成本。截至2023年，利息支出已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14%以上，这一比例预计将继续增长，从而挤压可自由支配项目的财政空间，并引发人们对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对此，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对预算支出进行了大幅削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