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5
2025年12月1日，在德国与波兰政府间磋商于柏林举行之际，德国政府宣布将在首都新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铁蹄下的波兰受害者。
笔者曾在柏林工作多年，听闻此讯，不禁想起了柏林市中心那些林立的纪念碑：2012年落成的纳粹时期欧洲被害辛提人和罗姆人纪念碑，2005年落成的，占地1.9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以及距离它们不远处的那座英武的苏军战士铜像它是苏联战争胜利纪念碑建筑群的一部分，其后方的绿化带内埋葬着2000多名在柏林战役中牺牲的苏军官兵......一座座纪念碑具象化地表明，战后数十年间，德国对历史罪责的反省在不断深入。
在反思二战罪行方面，德国常被视为"典型样本"。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个曾经的加害国低头认罪的态度，比其二战时那个东方盟友不知好上多少。同样是二战加害国，为何德日两国展现出的反省态度如此不同?
作者 王勍 文章原载于《世界军事》
起点分野——截然不同的战后清算
战后初期的外部环境，是撬动德日两国历史反思走向的关键杠杆。
(一)德国：外部"去纳粹化"开启反省序幕
对于战败的德国而言，系统性的历史反思并非自发产生。事实上，在战败后的头几年，德国人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在断壁残垣中讨生活。真正推动清除纳粹13年统治余毒的，是来自盟军占领当局的外部力量。从1946年起，英，美，法，苏陆续在各自管区推行"去纳粹化"政策：废除纳粹德国的法律，禁用纳粹标志与宣传语，系统销毁或封存纳粹的核心文献与宣传资料，更改以纳粹分子命名的街道，对纳粹党员进行审查，惩处或再教育。
截至1949年底，在英美法占领区合并而成的西德，有超过250万纳粹党员接受了审查，其中1.4%被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轻重各异的刑罚。然面，由于冷战爆发，美国占领当局1948年刻意放松了对纳粹分子的甄别。而英法占领当局，尤其法国占领当局，其推行"去纳粹化"的力度本就不及美国，并未对前纳粹党员进行系统性的审查甄别，因此，在德国西部，仍有大量前纳粹分子留任在各职能部门。相较之下，苏联占领当局贯彻"去纳粹化"非常坚决，以致不少前纳粹分子潜逃去西部，以逃避严厉惩罚。
这一外部主导的初期清理，为德国社会后来的自主反思奠定了某种基础。
(二)日本：外部压力缺位错失反省契机
反观同一时期的日本，美国占领当局虽主导了与纽伦堡审判相提并论的东京审判，惩处了一批主要战犯，但未对日本社会各层面实施与德国"去纳粹化"相仿的系统性整肃。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非由某一政党，某一领袖主导，重塑社会意识形态缺少"抓手"。与纳粹德国由希特勒及其政党自上而下，有计划地推行扩张不同，日本的侵略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狂热的群体性大爆发。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由关东军主导，1937年的"七七"事变由华北驻屯军挑起。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内部在侵华战略上存在分歧，但日本政府乐见其成，趁机以举国之力扩大战事，普通民众则在"忠君报国"的思想蛊惑下盲目支持战争。
二战后期，德日社会在濒临败局时的不同反应，更能凸显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群体性狂热和盲目。1944年7月，德国民间和军方的反纳粹力量发动政变，意图推翻纳粹党统治。这场政变虽然失败，但表明在纳粹统治12年后，当国家利益与纳粹党利益相悖时，德国内部已出现敢于采取断然行动的反抗力量。而彼时同样败局已定的日本，则沉浸在"一亿玉碎"的决战氛围中，未见有组织且成规模的反战，反军国主义力量。甚至在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14日夜至8月15日，部分日本少壮派军人倒是发动了一场未遂改变，目的竟是为了阻止日本投降。
因此，战后的日本并不像德国那样，有一支政党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可充当重塑社会意识形态的抓手。甚至可以说，导致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其整个国家体制。自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日本经历了9届内阁，但无一能促使日本改变侵略方针。
二是，日本战后对美国表现得异常驯顺，削弱了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彻底清算的意愿。
日本不仅在内政外交上积极接受美国的改造和主导，更展现了一种国家层面的奴颜婢膝。例如，1945年8月刚刚投降，日本政府就安排建立所谓"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在全国多地招募日本贫苦女性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直到1946年3月才迫于美国国内舆论压力，在占领当局要求下关闭了这"国家卖春机关"。
这种彻底的驯顺姿态，使得美国认为无须像在德国那样强制推行意识形态重塑。尽管日本是以天皇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但美国为方便控制战后日本社会，保留了天皇制度。冷战爆发后，美国更是停止了对日本战犯的清算甚至将部分战犯"为我所用"。例如，美国为获得细菌战资料，对731部队全体人员都没有追究战争责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岸信介这个曾长期主持对我国东北地区经济掠夺的甲级战犯嫌疑人，不仅被免于起诉，还在1957年当上了日本首相，大力推行反共亲美政策。
三是，美国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忽视日本对亚洲人民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正如美国在二战中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美国占领当局在战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更重视追究日本对美国军人的暴行(如审判并处决了"巴丹死亡行军"的相关责任人)，而对日本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犯下的大规模罪行则追责不力。
1946年4月22日，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美军执行死刑，其罪名是1944年11月于武汉下令虐杀3名被俘美军飞行员。然而，镝木正隆也曾下令杀害中国俘虏，并指挥部队残杀中国人民，但美军在中国设立的军事法庭并未就这些罪行对他追责。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少对中国人民欠下滔天血债的日本战犯，都被美军轻判了事。
基于上述原因，日本社会在战后从未像德国社会那样，承受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反省压力，这深刻影响了其日后数十年对待历史罪责的态度。
路径分野——持续反思与刻意回避
不同的起点，逐渐被内化为不同的社会动力，推动两国在对待历史责任问题上呈现鲜明的路径分野。
(一)德国：从现实需要到内生动力
战后德国因冷战而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治实体，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历史责任问题。
民主德国(东德)领导集体的成员，几乎都是与纳粹政权坚决斗争并受到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加之其初期对纳粹分子的清算更彻底，因此东德在国际上的形象是继承了德国左翼革命传统的革命政权，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之一。正如其名为《从废墟中崛起》的国歌，在这种革命叙事下，一座又一座宏伟的苏军烈士纪念碑在旧战场上拔地而起，每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都会举行庄严的纪念活动。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尽管东部地区面临经济困难并偶有新纳粹思潮抬头，但在"胜利日"这天向苏军烈士墓献花的传统，在柏林及东部多地依然得以延续。
（民众向柏林东郊地区的苏军公墓献花 ）
相比之下，联邦德国(西德)往往被视为纳粹历史罪责的直接承继者。虽然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本人曾因拒绝与纳粹合作而受到迫害，但他上台后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行政机构运作，坚决反对"去纳粹化"，以致大量前纳粹分子在政府机关和后来建立的联邦国防军中担任要职。然而即便如此，西德仍在种种现实压力下开始反省战争责任，以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和解。彼时，来自东方阵营的军事压力，以及战后重建的共同需求，促使西欧国家走向联合。1951年，法国，西德等欧洲国家为统筹调配工业资源签署《巴黎条约》，约定于次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今日欧盟的前身。这种经济合作虽基于共同利益，但具体落实需要依托人与人的合作，而这必然要求西德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拿出应有的态度。
在1973年两德同时加人联合国之前，双方都长期主张己方才是继承德国法统的唯一政治实体。为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先与非东方阵营的被加害国修好，后于1969年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谋求与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方阵营国家缓和关系。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才有了1970年12月，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被载入史册的"华沙之跪"，成为德国反思二战罪责最具象征性的举动。不过，当时西德民调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此举有失国格，比例明显多于支持勃兰特的41%。这恰恰表明，战后西德的战争责任反省，是有大局观的政治家主动作出表率，进而带动全社会的反思。
（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
在持续推动下，随着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步人社会，德国的战争反省开始由德国社会内部力量主导，并向更深处拓展。
1968年，西方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人士发起的反战，反官僚权威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在西德，这场运动的矛头直指仍占据社会各领域要职的前纳粹分子，其核心诉求之一正是彻底清算纳粹残余势力。一些学者甚至将反思推进到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层面。至此，与德国乃至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历史传统切割，在德国社会开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随着经受过1968年运动洗礼的一代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持续深刻反思纳粹政权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的罪责，已稳固为德国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德国与欧洲邻国的关系越发紧密，在历史问题上持续深刻反省更持为一种必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抱团取暖，上述反省便又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二)日本：受害者叙事的固化与内部动力的缺失/"受害者叙事"下的责任淡化与历史回避
当德国在内外压力下艰难构建其反省叙事时，战后几十年间，日本则紧战胜国美国的大腿，积极充当亚洲反共基地，同时接受美国的产业转移，经济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高度融合。
1968年席卷西方的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人士发起的运动，虽然也在日本社会掀起波澜，但因为与军国主义分子藕断丝连的右翼保守势力长期主政所以并未孕育出能促使日本社会深刻反省战争罪责的内部动力。1964年到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岸信介——的胞弟其在执政期间，不仅阻碍中日民间交流，更曾在1965年与美国时任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的会谈中，提出"若中日发生战争，日本期盼美国能立即以核武对中国报复"。
（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像佐藤荣作这样的日本战后政治人物，一方面煽动美军对华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却不断强调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刻意强化日本民众的受害者心态，在反思战争罪责问题上转移焦点，混淆是非，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也正因如此，时至今日，日本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二战纪念场所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和靖国神社——二者意涵不同，但纪念的都是日方死者。这与德国首都矗立着若干座苏军烈士纪念碑，形成鲜明的反差。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中，日本政坛在战后数十年里屡次被与军国主义分子乃至战犯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把持，而这些人不仅否认历史罪责，并对与历史相关的现实问题大放厥词，使得日本社会的战争反思始终难以真正深入。
客观审视——德国的反省并非尽善尽美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日本的衬托下，德国在反省自身战争罪责方面堪称模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做到了尽善尽美。德国的反思之路同样存在盲点，争议与未竟之处。
在涉及苏德战场的记忆上，德国的反省仍显不足。2016年6月22日，柏林举行了一系列纪念苏德战争爆发75周年的活动。当时便有德国学者指出，联邦德国对苏德战争的反省仍不彻底，官方从没有为苏德战争的苏方死难者建过纪念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此接受采访时说，冷战期间，西德舆论谈及苏德战争时的基调，"就好像是红军先人侵了我们，而不是纳粹德国国防军先人侵苏联"。现如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舆论再次出现贬低苏联卫国战争历史意义的声音。此外，德国社会内部潜伏的极右翼阴影始终未曾消散，直至今日，德国仍不时有极右分子跳出来，发表淡化纳粹战争责任的言论。2022年底，德国警方甚至破获妄图发动武装政变颠覆政权的极右组织"帝国公民"。
笔者在翻阅2009年德文版《拉贝日记》时发现，其编者，德国资深外交官，前西德驻华大使埃尔文。维克特不仅对日记做了删节，还在自己撰写的后记中对南京大屠杀提出了一种"人性论"阐释："这种暴行不单是日本人的问题，而是人类的问题，不单是某几个据说特别有犯战争罪偏好的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维克特将暴行归结为全人类的共性缺陷，借机为德日军国主义的暴行开脱。这种荒谬的论调更能说明，在通常被认为对二战历史罪责反省较为彻底的德国，为罪行开脱的潜意识依然可能找到隐蔽的出口。
维克特二战期间曾作为德国外交部职员，在日本为纳粹政权从事外宣工作。如果说维克特扭曲的历史观，可以解读为个人经历让他更能够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共情"，那么德国现任外长瓦德富尔2025年8月18日在东京的表态实在让人意外。
这种表态看似突兀，实则有其脉络。毕竟，自德日于2021年3月签署(情报保护协定》起，双方就开始相互交换情报，扩大军事合作。同年11月，德日军舰便在南太平洋展开联合训练。2022年9月，3架德国战机飞赴日本，与日本航空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2024年9月，德国军舰在与日本等国举行联合军演后，刻意穿越台湾海峡，宣誓所谓"航行自由"......笔者在德常驻时，发现相熟的德国朋友很少有人知晓德国曾强占胶州湾，在中国拥有殖民地。德国官方的历史敏感性，似乎多用在了向犹太人谢罪和与邻国和解上，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德国在东亚不光彩的殖民史。
德国相对务实的反省，固然源于其内外动力与地缘需要，但亦有其局限与选择性。相比之下，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与在战略上的盲动，特别是近年来个别日本领导人在对待历史和历史相关问题上的表现，恰恰折射出其面对崛起邻国时深刻的不自信。这种盲动只会让日本在战略上愈发迷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