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美伊敌对的根源与双边关系的走向
发布时间:2019.08.29 | 分享至:

作者:陈晓  国观智库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伊朗的敌对关系已经持续了整整40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不顾各方反对,固执地退出伊核协议,并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等官方报告中明确将伊朗定性为“流氓国家”,认为伊朗持续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目前,双方在关键的核问题上龃龉不断、举步不前,而无人机事件、扣船事件等引发的危机有向主权安全、航行安全等领域酝酿发酵趋势。从美伊双方的根本关切和基本外交理念来看,未来美伊实质性缓和双边关系的可能性较小,伊核问题重回谈判轨道存在较多变数,但美国出于代价较高、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方面的考虑,短期内对伊直接动武的可能性不大。


一、美伊之所以长期敌对,根源在于双方对构建地区秩序的“理念”迥异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迄今,除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之外的其他各任美国总统都进行过与伊朗接触的尝试,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自卡特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向伊朗伸出的“友谊”之手都遭到了拒绝,其中,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还为美伊关系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进入21世纪以来,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试图缓和与伊朗关系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根本原因是,双方在构建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的理念上大相径庭,是美国所谓“自由民主”理念与伊朗“伊斯兰觉醒”理念的直面碰撞。对此,许多美国前政要和著名学者也供认不讳。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认为,伊朗代表的“伊斯兰觉醒”理念与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理念势不两立,彼此之间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其中,基辛格在其影响深远的《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伊朗的理念是,国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实体,而是更广泛的宗教斗争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西方从未实行过这种理念”;“伊朗自称为伊斯兰共和国,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伊朗与美西方争议的重点不在神学上,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征服”。


换言之,美国与伊朗的争端不是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让步就能得到解决,而是关乎世界秩序性质的角力。正是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和严重对立,导致美西方与伊朗发展合作关系的努力收效甚微,也使小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和基辛格等人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美西方民主国家不应假定自己国内的经验必然会自动适用于其他社会,特别是伊朗社会……这并非伊朗人故作姿态,而是坚信自己正确。”



二、美伊双方在最重要、最棘手的核问题上的立场迥异,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国认为,美伊之间最重要也最棘手的核问题属于一种技术性问题,是能够通过谈判或者提出适当的方案得以解决的。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奥巴马总统于200910月推出了一个“创意新颖”的提议:伊朗将1.5万吨低纯度浓缩铀运到俄罗斯,由俄罗斯进行提炼,然后运到法国,由法国将其转换为燃料棒,最终运回伊朗用于开展医学研究。该提议虽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P5+1)的一致认同,却遭到伊朗的坚决反对。


根本原因在于,伊朗认为核不扩散问题的核心是国际秩序问题,不仅关乎本国的生存安全,而且涉及“伊斯兰觉醒”理念的落实。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其新近出版的《责任》一书中所写,“对西方来说,核不扩散问题主要涉及科技能力,该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外交解决办法,或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对伊朗来说,核问题被视作围绕地区秩序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方面,是与美西方全面斗争的重要部分。”盖茨甚至断言,伊朗将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使其核设施遭到攻击也在所不惜。


目前来看,特朗普之所以退出伊核协议,固然不排除其“逢奥必反”的执政个性因素,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特朗普当局判断伊朗不太可能接受美国开出的条件。如果美国一味示强,在中东事务上继续坚持自以为是的政策,拒绝考虑伊朗的部分合理诉求,则伊核问题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



三、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美国短期内较难做出对伊动武的决定


从理论上说,战争是让伊朗不再实施核计划的可行途径。的确,媒体此次也多次曝光所谓的“美对伊作战计划”。然而,6月底美1RQ-4型“全球鹰”无人机被伊朗击落后,特朗普突然叫停军事攻击行动的事实表明,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好对伊动武的充分准备。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制裁仍是美国迫使伊朗停止核计划的唯一可行途径


美国之所以更倾向采用非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主要理由有三方面:一是代价过高。对伊朗的战争将比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规模更大、伤亡更恐怖,美国要想防止20年内在中东打响第三场战争,唯一的办法是向伊朗领导人施加足够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开发核武器。2009年前后,美国明确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两项请求,即美国提供钻地炸弹摧毁伊朗的核实施和美国允许以色列的战机飞越伊拉克领空打击伊朗的纳坦兹浓缩铀工厂。美国担心,以色列一旦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动手,美国将被卷入纷争,或是被迫应对伊朗可能实施的报复。


二是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问题除了直接动用军队外,还要考虑许多其他情况,会使形势发展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美国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问题时需要考虑以下主要情况:如果以色列打击伊朗,美国到底是帮助以色列、阻止以色列、不采取任何行动、还是执行跟进行动?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美国是否应该参与保卫以色列的行动?如果伊朗在遭受以色列袭击后攻击了美国军队、设施或者利益,美国如何应对?美国应当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便保持中东局势不失控?美国是否应该事先部署军力?美国怎样应对伊朗封锁海湾、实施恐怖主义报复、操纵石油价格,以及可能做出的其他任何响应?


三是伊朗的内部凝聚力很强。尽管以色列领导人迫切希望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在对伊动武问题上一向较为谨慎。2009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几次到访华盛顿,敦促美国对伊朗的核实施发动攻击。内塔尼亚胡认为,伊朗政权极度脆弱,如果适时对伊朗进行打击,可能激起伊朗民众推翻现政权的勇气。内塔尼亚胡还认为,伊朗遭受打击后,只可能采取象征性的报复,要么对以色列发射一些导弹,或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火箭弹;伊朗人是现实主义者,不希望正面对抗美国,以避免美国对其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奥巴马等人认为,涉及伊朗核计划的任何问题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着诸多国家,其利害关系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等人坚决反对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他指出,伊朗一旦遭到外敌入侵,其人民反而会团结起来抵抗外侮;伊朗人与伊拉克人、叙利亚人有着很大区别,不会“温和”地面对军事打击。


结论


美伊冲突更多是心理上和战略上的。历史之于民族犹如性格之于个人。在中东所有国家中,伊朗有着最连贯的辉煌历史和最悠久、最精妙的战略传统;伊朗通过巧妙地周旋,把自己文化的精髓保持了3000多年。从这个意义上,美国要想真正与伊朗达成地缘政治谅解,就必须深入了解伊朗引以为傲而博大精深的历史,并从中分析伊朗对国际秩序的真正态度。


正如基辛格等人建议的那样,美国应从战略的高度制定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尤其要通过扮演“动态平衡者”的角色达成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和防止伊朗生产核武器两种效果。前者要求美国要与中东地区相互竞争的各方保持更紧密的关系,不能采取偏向任何一方的战略;后者要求美国总统应同时具备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远见卓识的才能两种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