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士臣:南海问题的本质是中美地缘战略冲突
发布时间:2020.03.07 | 分享至:

微信图片_20200417120456.jpg

作者: 田士臣,国观智库副总裁兼国际军事行动法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武汉大学边海院博士研究生


如何看待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在亚太的战略平衡发生了不利于美的变化。其本质是美国以南海为抓手,破坏中国的崛起。在可预见将来,南海之争将成为中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并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两国实力消长,而双方围绕南海之争力图构建有利于己的战略平衡的角力将会成为常态。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美国以“航行自由”、“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利益’(vital interest/stake)”为由,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同盟关系,极力维护美国在南海的战略主导地位。而中国则通过岛礁建设、持续加大海空力量投入、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发展来增强对南海局势的掌控能力,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由于中国和其他有关声索国存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与海洋划界争端的问题,而南海诸国在安全事务上长期依赖于美国“霸主”,并对中国快速发展充满战略疑虑,使中美“南海博弈”更加复杂,加大了中国掌控南海局势的难度。


2020年南海形势走向


在“印太战略”指导下,依据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将继续加大军事力量投入,同时力图强化与南海诸国尤其是盟国的关系,遏制并弱化中国在南海的地缘战略优势,其战略目的是:即便不能恢复岛礁建设之前美国主导的战略格局,也要建立对美有利的新的战略平衡。主要措施将包括:


1. 加快调整印太兵力部署,优化海空兵力和资源配置,维持并强化对中国的相对军事优势。这些措施不仅在短期内会对中国产生直接压力,还将服务于美国长期战略目的;扩大美国在亚太/印太地区压制中国的战略纵深,以第二岛链为依托,将南海变为制约中国向海洋发展的前出堡垒。为此,美国将继续挑拨和充分利用南海岛屿和权益争端,一方面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剥夺中国在南海事务中的道德制高点。


2. 强化“航行自由行动”。美将在加大原有行动的频度和力度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海空警兵力配置,加强与盟国的协调与合作,积极推动有针对性、注重实效的双边、多边军事合作和演习等措施,在增加“航行自由行动”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将美国主导的“航行自由行动”制度化。其目的在于用行动否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挑战中国岛礁建设的权利,强化在南海围堵中国的国际阵营和舆论宣传。


3. 积极加强以菲律宾、越南、新加坡为核心同盟体系建设。美明确中国对菲任何武力攻击都将触发根据美菲防务条约第四条的防务义务。受美方鼓舞,菲律宾在中菲争议岛礁和海域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增加,而菲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更是加大了“意外冲突”的风险。越南在美支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下,通过海上行动、国际司法、舆论攻击等措施挑战中国南海主权的行动可能增加。新加坡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考量,不会放弃“依法处理南海争端”(而非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立场,客观上加大国际舆论的对华压力;而樟宜海港、空港及信息设备对美国的“完全开放”,则为美军在南海的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后勤和技术支撑。


4. 强化台湾牌。蔡英文当局将在南海配合美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经营”南海的法理斗争和军事行动难度。同时,美方必将通过加强对台军售、军队高层互访、联合军演甚至军舰访问等“踩线”行为,迫使中国在台海、南海两线作战,激化中国内部争议与矛盾,使其知难而退。


中国应对之策


面对南海方向的战略压力,中国应以中美战略竞争为大背景,看清南海问题本质,以我为主,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充分认识到,尽管“管控南海”是中国迈向海洋的必由之路,但目前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突破、瓦解美方的遏制包围,进而剥夺美方在南海的主导能力。


1. 加强南海战略指导的统筹协调。围绕巩固中国在南海地缘战略优势,维护主权安全,经略发展南海,把握安全和发展协同互动,制定南海战略指导,优化工作协调会商机制,军队、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动,并使之准确认识其在南海的角色定位,改变长期被动应对美方出招的局面。


2. 加强与南海各国的经济一体化建设。美国目前的南海战略乃至整个“印太战略”都是缺乏经济基础的“跛脚”战略。中国应把握住这一机遇,一方面积极支持配合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与南海诸国积极发展双边与多边的经济合作、蓝色合作,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发展与南海各国的战略互信和友好合作,提高美国介入南海事务的战略成本。


3. 对美“航行自由行动”在战略、战术上应对得当。战略上注重“管控战争风险”,揭露美军“航行自由行动”危害他国安全、侵犯他国主权的实质。战术上对美“航行自由行动”施加超过其烈度的兵力和战术压力,或采取“非军事手段”持续骚扰,以长期、坚韧的应对打破美方行动节奏,阻碍其将例外的、具有挑衅性的行动常态化,破坏和削弱美国在南海诸国心目中的战略“可信度”。


4. 积极推动COC的谈判和最终达成。赋予COC磋商以管控和合作的双重作用。只要“COC是领土争端的管控机制”这一实质条件得到满足,就应该积极推动COC的签订。这不但有利于和南海各国建立互信,且有利于从法理上剥夺美方干预南海事务的合法性,从而在南海事务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和掌握舆论管控的主动权。


5. 加大同南海各国的军事交流和合作的力度。应该积极营造条件,积极推动人员交流、海军舰艇互访、安全政策协商,在航行安全、海上搜救和灾难预警、海上救援、联合巡逻执法、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和东盟的合作,并力争将合作机制化、常态化。


6. 发展与南海诸国的高层制度化交流。利用东盟峰会和COC谈判体制,发起“中国-东盟安全2+2(外长+防长)会谈”,同时可发起“中国-东盟经济发展2+2(副总理+财长)会谈”,并将其制度化。可以借鉴由中俄哈吉塔五国裁军和信任谈判机制演变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将COC谈判机制转化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


7. 从外线突破瓦解美方遏制包围。中国应加强同印度、俄罗斯、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沟通与协调,认可(acknowledge)印度洋在印度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鼓励印度在维护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承认(recognize)俄罗斯在亚太以及南海的安全利益,鼓励俄罗斯在维护亚太和平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承认南海的和平与自由航行对日本的安全和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欢迎日本在公平、开放的前提下加入南海地区(包括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同时,借助朝核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环保问题、中东问题等加强与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及欧盟各国的沟通与协调,倡导多边主义,维护多边机制,减轻外围压力。


8. 在台湾问题上敢于亮剑。由于对台军售问题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在“见怪不怪”的麻痹心理作用下,如果对美方依据新国防授权法案拟采取的动作不做预案准备,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灰犀牛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要敢于亮剑,做好各种预案,防止由于“年年应对逐渐后退”产生“温水煮青蛙的效应”,要向美国坦率表明: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耍花招和做小动作,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