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6
作者：
洪晓文，国观智库助理研究员
王海利，国观智库高级研究员
近年来，在经历SARS、MERS、甲型H1N1流感等数次公共卫生事件后，基于美日同盟关系，美国与日本在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病毒研究与防疫方面展开了密切合作。合作总体分为两个层次：政府、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交流互访也是常态。
一、政府直接主导的合作与对话机制
1. G7等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
七国集团（G7）框架提供传染病跨国联合防控平台。2000年，G8九州冲绳峰会首次将传染病纳入重点讨论议题，2008年G8北海道洞爷湖峰会倡议完善和加强各国医疗卫生体系。在2016年的G7伊势志摩峰会上，美日与其他五国领导人共同呼吁加强国际社会应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能力，并发布“G7伊势志摩全球卫生愿景”。针对近期“钻石公主号”邮轮疫情，日本已明确表示将在G7框架下与其他成员国展开防控合作。
“全球健康安全倡议”（GHSI）促进生物监控系统合作。G7国家与世卫组织、欧盟健康委员会、墨西哥国家卫生部门于2001年成立“全球健康安全倡议”组织，并于2008年在该框架下启动“提前预警与报告”(EAR)项目。该项目将各国生物监控系统的数据汇集到一个共同网络门户，实现对GHSI成员国内部化学、生物、放射性物质、核（CBRN）及流感等威胁的综合性分析评估与信息共享。
2. 双边对话与科研合作机制
“美日全球视野合作共同议程”激活亚太传染病专家网络。1993年，美国和日本发布了《全球视野合作共同议程》，提出了包括新兴传染病等18个特定领域的合作议程，定期组织亚太专家开展国际会议，探讨疟疾、登革热、结核病和流感等传染病威胁的应对措施。
“美日合作医学计划”（USJCMSP）助推高风险性病毒研究合作。USJCMSP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联合美国国务院与日本外务省、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于1956年共同签署的双边研究计划。该计划由“急性呼吸道感染”和“病毒性疾病”在内九个联合研究小组组成，旨在提高日本的科研能力，致力于解决亚太地区公共卫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曾资助数个争议较大、具有极高危险性的流行病病原体改造实验。例如，2014年日本科学家河冈义裕领导的一个团队利用2009年禽流感的病毒样本改造出了一个能够绕过人类免疫系统的变种。如若实验中发生病毒泄漏，那么将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3. 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公私伙伴”合作机制
2013年，日本发起成立“全球卫生创新技术基金”（GHIT），这是日本外务省和厚生劳动省与日本16家制药公司、惠康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美国盖茨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伙伴计划。该计划通过开发新药、疫苗和诊断工具，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对抗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热带疾病（NTD）等传染病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2015年，在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下，日本田边三菱制药公司开展埃博拉出血热病毒抗体量产的研究。
二、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合作与联合研究机制
1. 美日NGO发起的双边或多边联合研究
日本科研组织发起多边计划资助传染性疾病跨国研究。2012年，日本国立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发起了“e-ASIA联合研究计划”（JRP）。该计划以多边研究为基础，制定符合东亚地区发展需要的国际联合研究项目供成员机构的学者申请，而研究资金由项目参与国共同承担。目前，该计划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23个科研机构参与（中国被其纳为目标成员，但未加入）。2013年至2018年间，共有16个涉及病毒及传染病研究的课题结项，包括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美国研究人员参与了其中6个项目。
美国基金会资助日本高校科研机构展开疫苗研究。2019年2月，由惠康信托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支持成立的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团队签订协议，资助该科研团队加快尼帕病毒疫苗研发和生产工作，以应对印尼尼帕病毒爆发的疫情。
2. 美日非政府组织跨部门、跨学科卫生防疫对话
美日“全球卫生对话”。该会议由美国国家医学院（NAM）、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日本国际交流中心（JCIE）共同主办，至2018年9月共举办三届。对话会参与人员来自两国政府、国会、卫生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等，探讨包括传染病防治在内的全球卫生保障机制建设问题，实现政策研究、战略研究和疾病控制研究等领域的跨界对话。
此外，日本病毒科研人员赴美国实验室交流访问也很普遍。由于日本病毒研究整体水平和高级别的生物实验室数量均不及美国，日本许多病毒学专家都有在美国顶尖实验室访问研究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