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野 | 中国的管理型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外部性——经济治理模式特点与市场竞争的价格与利润下行的推论

不言而喻，中国的经济运行及管理是一种独有的形态。对一直处于改革和探索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描述，人与亦云的说法是“转型（轨）经济”。这一说法的错误，实际上已经受到了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挑战。转型经济的说法是原来人们推断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

中国经济治理形式在变化过程中，但是正式的说法一直很明确，是要更多的利用市场机制，仅此。近年来邓小平在探索初期提出的“不争论”的时期已经结束，明确地排除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形态的说法。“摸石头过河”并不像有些观察者想的那样是要登上彼岸。

回头看，自中国开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贯穿四十年的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本身，已经是“现象级”的。从历史的时间意义上看，再用“转型中”或“转轨经济”来描述，显然承载不了。我在其他场合表述过，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处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独特的一种“管理型经济”。管理型经济有别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中央政府负责制定相当详尽的经济发展指标。其中包括各个部类的生产需要达到的目标。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是以实物计划数字方式的指令形式下达。中央的各级经济管理官员要将总的发展目标在自己的分工范围内进行某种形式的分解，再通过垂直系统上下对口落实到相关的领域和全部的行政区域。在指导性的经济发展目标引领下，各级责任官员利用各自的自由裁量权，发挥主动性来督导经济发展。

这种处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管理型经济是一种创新，也很成功的在四十年中成就了经济发展。我们不应该再执迷于“转型经济”那种改革开放初期的肤浅的推定。要认清管理型经济是中国经济治理最重要的特征。只有做到了“知己“，我们才可以参照经济发展规律，从经济治理方式角度分析经济在国内、国外外遇到问题，来思考对策，推进改革。

本文下面要展开谈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特大的单一经济体，超大规模的验证了竞争条件下企业利润会趋近于“零”这样一条经济推理。该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外部性（externality）与国际经济贸易外部环境的互动必然发生，我们应该如何遵循经济原理去理解、看待中国经济增长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社会，和作为劳动者的个人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管理型政府对内、对外的政策手段中哪些在延缓这一利润逐底的竞争过程？哪些在加速这一过程？这是新的题目，新的观察与新的自省的视角。

本文作者完全赞同中共主席习近平反复申明的世界人类共同体的看法，不认为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分歧必将导致中国与世界之间有终极的生死争斗。希望人类提升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速度，能超越现有可利用的资源的枯竭速度，人类或许会安全的生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无须讳言，近年来我们的经济与外交各个方面都有一些紧绷。这也是促使人们思考重启改革的环境因素。人类的社会活动的中心还是以经济为主。我们需要在思考改革与开放的时候，不忘记一些基本的经济推论，能更准确地协调内外政策，找准施力的方向。

省略复杂的政策过程，我们先看一看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竞争带来的经济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在极度的短缺经济状态。一旦放开市场，商机到处都是。当时的中国宏观投资回报观察数据显示，投入一元钱产出是八元钱。初期的狂欢之后，正常的市场竞争一旦“初步”形成，市场竞争规律就开始起作用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社会生产的消费品的末端开始的。在这一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程度是相对彻底的。在相对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利润逐步下降。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福利。但是生产方受到的盈利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市场竞争。然后，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企业相继进入微利生产阶段。甚至还有一些无利甚至负利润维持运营的企业。那些隔岸观火，抱怨中国企业进行无序竞争的批评，实际上是不能理解基本的市场竞争的规律，是无关宏旨的纯外行的说教。

以制造业为观察标的，市场充分竞争会使得该领域利润趋向于零。但是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也并不会出局。因为这个领域还是社会需要的生产领域，它还是社会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于是，它就要通过进一步要分享社会其他领域的利润来继续参与社会经济运转。

具体举例来说，它要分享的是：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的利润、机器设备供应链的利润、银行和其他资金提供方的利润，作为可变成本的员工工资收入等。对下游，它要分享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利润，运输行业的利润，甚至还要分享快递最后一公里的利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社会不同行业利润水平平均化的过程。

再下一步，利润枯竭之后，就得从成本中挤出利润。同理，竞争会迫使某一行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也进入到压榨成本的阶段。到那时，“节约挖潜”、“减员增效”等口号就成了特定经济环境下企业运营的最强音。

在这一阶段，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政府税收以及管制制度的隐形成本会突出出来，企业这一块成本的痛感愈加突出。

理解了上述两点关于市场充分竞争的基本情况，就能够较客观的认识中国经济与外部磨合的源头。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超大经济体。经过管理型经济四十年的开放操作（具体细节在这里略过），中国经济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内部有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有中国同类企业之间在海外的竞争，除了终端产品剧烈的市场竞争的影响会辐射到海外市场之外也要看到，一些中间品的竞争也同样是有很大的外部性。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外部市场的扩大助力了制造业规模的成长，同时也把资源供给的外部性带给了全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市场竞争会提高参与贸易的国家的社会净福利。同时，越发激烈的竞争也会快速拉低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生产者的利润水平，使其利润趋近于零。同理，上下游行业的利润也会在全球竞争中下降，而低利润运行的企业也将在分享各国全社会其他行业的利润的条件下，得以继续维持存在。“天下同此凉热”？各主权国家冷暖自知。国际经济矛盾的发生和持续存在需正视。

中国经济体制经四十年改革，从当下的结局看大致形成了：生产的上游由政府管理的国企垄断经营，消费相关的生产末端尽量放开市场竞争，但是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始终如影随形。

前面提过，当竞争接近饱和的时候，行业平均利润骤降。近零的利润水平催生出了分享社会平均利润的趋势—因为零利润并不等于社会没有该领域的生产需要。于是无论是末端的制造业还是其他行业，大家的感觉都是：日子都不好过了。

对外方面，在这里我们还先不去谈彻底的经济全球化分工合作那样的乌托邦理想，仅就现在而言，中国消费品类制造业的外部性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而且外部性的影响随着制造业产品范围的扩大而日益明显。

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给自身造就的局面。破局也只能有两个方向：

1，如欲维持制造业低利润运转，得让它分享其他经济领域较高的利润。其中包括上游的垄断利润、政府可以省下来向制造业让利的部分管理成本。这也是所谓的通过改革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可行的选项。其他空谈改革，避重就轻的种种说法都是隔靴搔痒。尤其是在一些本因是过度管制产生的问题，又用管制和干预的新方法叠层架屋式的“改革”更是不可取。这种事情这几年时有所闻。我们说改革面临困难，难就难在要向以前行之有效的，管理型经济的制度成本（上游垄断和政府干预）要利润。

2，在充分估量中国经济外部性的必然影响和可能的基础上，通过谈判，通过扩大外部市场的容忍度，通过寻求国际合作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的现有利益通过“有给有取”的谈判进行调整。国际间经济利益的重新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困难的事，绝不是申明大义、晓之以理，然后各方原则达成了共识就能办成的事情。向这一方向努力，要有平和的外部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合理性作为其基础。要理解习主席关于人类共同体的说法，在经济领域加以落实。

要认真采取行动，尽量避免其他非经济因素引致对中国制造业经济施加进一步的不利影响。特别要有意识地避免人文社会因素和国际政治分歧对我外部经济贸易环境施加额外的负担。宣传上也要避免以最大的开放经济体的站位，反过来去讨论“谁离不开谁”？这一类荒谬的问题。这样会加大对外部性的国际关注，不利于我通过新的改革与开放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