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1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一是理解美国的爱国主义。某种程度上美国是个先有价值观后有国家的国家，一批批受宗教迫害和身处底层的穷苦百姓，怀着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来到新大陆，先后经过两次战争赢得独立，又经过几度接近崩溃的谈判制定了一部最大限度保证自身权利的宪法，再经过南北战争最终确立联邦制。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对外，他们以“上帝选民”的使命感推行价值理念，既造福又伤害世界；对内，他们深深警惕自己不得已成立的政府，周期性地反抗偏离自由、民主的政策措施。
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曾说，美国的缺点之所以那么广为人知，是因为美国人不管大事小情，只要不满意，都要站在房顶上喊得全世界都知道。亨廷顿也曾指出，美国人总是习惯于往后看，用他们建国时的理想对照今天的现实，一旦发现两者间的鸿沟，就要修改现实。然而亨廷顿却认为这没什么不好，他说：“批评者会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亨廷顿的话部分揭示了美国爱国主义的特性，很多情况下美国人不是痛恨美国，而是讨厌政府把美国搞坏了。
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导致的社会骚乱，基本是抗议社会不公、呼吁社会改良，并没有反对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所以不能据此判定美国堕落了。当然，我们也要讲好中国故事，让别人理解自己的爱国主义，这正是民间外交的重要之处。
二是了解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美国是个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国家，社区和小镇是其政治重心，亦即“小政府大社会”。为了留出最大的社会空间，一方面，严格划分联邦与州的权力。联邦只能行使宪法明确授予或根据最高法院解释从中合理引申出来的权力，其中有不少与州共享，大多时候没有州的同意不能拥有，故而在国内事务上的权力相当有限。我们看到，美国此次社会骚乱波及面越来越大，但不经法定程序，联邦毫无办法。
另一方面，实行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前者为人熟知，后者同等重要。我们所说的美国政府实际上由国会、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构成，而它们是并列的，之上再没有统揽的机构，也没有任何一项权力由任何一个系统独享，这与内阁制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常把美国政府等同于总统为首的白宫，其实他只是联邦政府行政系统的首脑。“department”在英文中有“政府”和“行政”两种含义，对美国而言译为“行政”可能更准确。因为给社会留足了空间，各色人等、各类群体都可以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甚至有大量的游说公司为外国打“广告”、做“公关”，但它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内核，即规则和契约。形象地说，便是表面无序、内在统一，所以千万不要被混乱的表象迷惑。在一般性的事务上，每个国家多少都能在美国施加些影响，可一旦触及内核便没了机会，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三是重视美国“沉默的大多数”。由于实行特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公共生活中，大多数美国人只关心自己居住的社区、小镇事务，对国家事务关注度很低，国际知识更是少的可怜，就如美国人常说的“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远不如“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我们，聊起国际事务都能说几句。即便总统大选这样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普通美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也未必太在意，反而更看重众议员的选举，因为离自己近。然而一旦出现足以震动全民的大事，这些平时不发声的“大多数”就可能被激发起来。
美国是一个选举国家，有50多种岗位是需要通过选举就任的，为全球之最。不要看平时那些商业领袖、知识阶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关键时刻大众的声音往往压过他们，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便是一例。2017年时国内引进了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的书，十分详细、深刻地描绘了美国底层白人的性格和生活，从中可见他们的爱恨情仇。历史地看，由于国际知识少、受舆情影响大、更注重当下感受等，他们的声音和行动往往对别国造成负面冲击。需要提醒的是，这几年美国的民意本来就正向保守甚至民粹靠近，再加上贸易战、疫情的鼓荡，下半年还有大选，情况就更令人忧虑了。
四是关注美国的“反智”传统。这同样来自美国独特的建国历程。如前所述，早期的移民是在欧洲受迫害或贫困的底层民众，在他们眼中，当年压迫自己的恰恰是欧洲那些富裕文明的“精英”阶层，如今到新大陆开发“山巅之城”，自然反感爱指手划脚的“精英”。如果说之前由于法律限制，这些人很难参与如选举之类的政治活动，那么随着公民权的扩大，合适时机“反智”的一面就会上升。在某些特定时期，美国产生过不少看上去说话颠三倒四、举止随便粗鲁的总统，但他们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更像“自己人”。现在人们又开始预测美国大选，其实美国大选非常复杂。在基本面上，选票主要随政党走，选民选的是政策、理念、价值与自己相符的某个政党，至于其候选人是谁并不那么在乎；民意往往游移不定，在仍有较长时间备选的情况下，不确定因素很多；实行“赢者通吃”的选举人制度，获得多数选民支持未必就能当选总统的变数客观存在，所以不宜以某次事件中某个人的表现来判断其胜算或败算。
以最近美国爆发的这次社会骚乱为例，且不说弗洛伊德究竟死于何因，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仅就骚乱本身看，支持和参加抗议的、维持秩序和反对抗议的黑人和白人都有，其中不乏官员和警察，此外还有打砸抢的罪犯以及心态各异的其他种族。似乎可以说，骚乱部分地起于种族矛盾，但不能完全归结于种族矛盾，其中掺杂了太多不同阶层和意见团体的倾向。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某一类群体中的支持度上升或下降，不一定在所有群体中都有相应变化，可能在其他人群中是反向的。
需要指出的是，“反智”并非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一切试图教导自己、左右自己命运的思想、理念或势力的反抗，就某个层面而言，它对推动美国发展强大是起正面作用的，本文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