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西尔|为什么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方针”是错误的?
发布时间:2020.07.01 | 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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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罗·西尔(Paul Heer),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特约研究员,负责中国和东亚问题研究。他于2007年至2015年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员。他还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Robert E. Wilhelm研究员,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

翻译:毕家玮,国观智库公共事务部主任


编者按

近期国观智库组织中美关系系列对话会,现将部分对话嘉宾的文章予以刊登。本文发表于6月15日《国家利益》,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经授权后翻译发布,仅供参考。

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donald-trump%E2%80%99s-%E2%80%98strategic-approach%E2%80%99-china-wrong-162804




白宫新的“对中国战略方针”声称,它“以回归原则性的现实主义为指导”,但它重原则而轻现实主义。它对中国战略意图和行为的许多分析是准确的、有说服力的。但在其他方面,该文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的性质和范围的错误判断。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它开出的一些药方很可能是无效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该战略文件从政府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包含的同样错误的前提开始:过去三十年来与中国的接触是“基于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假设,和事实证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具体来说,它是基于“希望通过深化接触,能刺激中国的根本性经济和政治开放,并引导其成为一个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方”。这种做法“低估了中共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其实,中共的意愿并无可疑之处,即阻止任何它认为威胁到政权的经济或政治改革。早在1989年美国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时是美中关系发展的初期。


更重要的是,该文件反映了过去一年来,政府在对华接触问题上的前后矛盾和含糊不清。文件指出,“美国的政策并不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这是否意味着华盛顿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开放的“希望”?当然,政府拒绝承认过去三十年来,无论是在中国的内部开放、还是在中国的建设性对外行为方面,接触其实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事实上,在这两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接触已经失败或失去希望。接触没有失败,只是还没有完全成功,而且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白宫的战略最终承认了这一点,它指出,“我们的方针原则意味着……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接触”,尽管“接触是有选择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每一种接触都会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是应该的。“通过我们持续和坦诚的接触,美国欢迎中国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扩大合作并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然而,战略文件的导言部分为这种参与建立了一个脆弱的框架。它声称要“对中共的意图和行动进行清醒的评估”,但清醒的目光仍可能是短视的。例如,“北京确实公开承认,它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以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但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在做的事情:利用国际秩序与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中国被批评为“扩大使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迫使民族国家默许[着重号]”,但两段之后我们了解到,美国战略的两个核心目标之一是“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对美国重大国家利益有害的行动”。该文件还宣称,“我们欢迎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但没有任何地方承认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实际上可能一致的领域。最后,虽然文件还称“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但这回避了中国更广泛的怀疑,即美国寻求的主要是遏制中国的外部力量和影响力


“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除了迫使北京的默许之外,“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复原力,以战胜中国带来的挑战”。这是一个有价值且必要的目标。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国内和外交政策都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过去三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削弱了美国的体制,而美国在海外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也因政府从多边主义中的退缩、特别是对美国联盟网络的质疑而遭到破坏。这两条趋势线都需要扭转,华盛顿才能拿出真正的“对华竞争方针”。


该战略文件全面概述了美国面临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挑战。例如,北京“广泛使用国家驱动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伤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扭曲了全球市场,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了环境”。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横跨欧亚大陆的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是“以牺牲非中国公司为代价,加强本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地位的竞争的一部分”。也确实,“一带一路”部分目标是“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推进北京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需求”。但这也是大国的做法,美国的应对措施应该集中在竞争而不是抱怨上。


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共加快了努力,把自己的治理体系描绘说成比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运作得更好”,北京显然“认为自己在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竞争”。中国正在宣传其“在‘构建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的全球治理愿景”。这种意识形态竞争是真实存在的,但中国的目标在这里被曲解和夸大了。战略文件指出,“北京在国内强制意识形态顺应的努力……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即中共领导的‘共同体’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的。”但北京并没有认真地渴望以其内部治理的方式治理世界。诚然,中国“试图将中共的影响力扩大到全世界的话语和行为范畴”,使用“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一套宣传工具”。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引起的负面关注和反击远比获得的成功多得多。此外,北京对全球治理改革的渴望是为了使中国的模式合法化,而不是将其强加给其他国家,更不用说是针对整个世界了。


鉴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军事、太空和网络威胁的频繁警告,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的总结出人意料地简短和有选择性:只有经济和“价值观”部分的一半长度。“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共采用恐吓和胁迫手段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试图消除对其利益的感知威胁,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目标。”此外,“北京的军事集结威胁到美国和盟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复杂的挑战。”这些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担忧,但必须强调的是,并不是每一种中国的军事能力都构成威胁,除非我们同意美国的军事能力对中国也是一种“威胁”。


该战略文件宣布,美国“正在回应中共的直接挑战,承认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之中”,并“接受中共内部一直以来对中美关系的定义框架:大国竞争关系”。然而,这种战略竞争的存在并不完全归咎于中共,中共内部并不总是这样构筑中美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以及最近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力量平衡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助长了美中的战略竞争,而不管任何一方的心态或意图如何。


与此类似,该文件宣称,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对中共的例外主义和受害者的说法做出让步”。抛开中国或美国的“例外主义”问题不谈,这似乎完全否定了北京外交政策和战略野心的历史渊源。毫无疑问,中国关于“百年屈辱”的叙述中,有美化、编造和操纵外交效果的成分。但这一问题的看待上不能一刀切。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根据中国人民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经验,这种民族主义的创造不仅仅来源于中共的宣传。简单地说,中国在那个时期被外国列强连环利用。正如战略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美国人民对中国发展的慷慨贡献是有史可查的”,但华盛顿对中国也进行了早期剥削。只要华盛顿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或不屑一顾,美中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就会继续受到阻碍。


文件的“执行”部分有效地列出了华盛顿为应对来自中国的多重挑战,而推出或加快的一系列政策。这也是一份全面而恰当的清单,包括旨在反击中国在美国的公开和秘密影响行动,以及“不公平和滥用贸易行为”的政策;旨在“回击北京的霸权主义主张和过度要求”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在北京“推动或教唆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经济”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反应。这套方案值得称道,但其中又有部分内容是基于对中国行动或野心的夸大或歪曲,将中国的所有国际行为扣上恶意、不公平、掠夺性或违反规则的帽子。最后,这套方案绕过了特朗普政府的几项政策,这些政策使与中国竞争的潜在进展受挫,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关税战和防范冠状病毒不力的相互指责。


总的来说,白宫的中国战略值得称道,它梳理了美国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多重挑战,以及华盛顿为应对这些挑战而采取的多种政策。该战略还恰当地强调,华盛顿“对来自中国的建设性、注重结果的接触与合作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它继续坚持特朗普政府早先关于美中交往历史的一些无效假设,以及更重要的是,关于北京战略野心的程度。因此,其“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中国领导人的“根本性重新评估”仍然是基于一些有缺陷的前提。而且它几乎没有为北京提供什么积极的激励或替代方案,以应对日益对抗的零和关系。


此外,该战略可能高估了华盛顿在与北京打交道时的筹码,因为它忽视了对中国采取高度“竞争”做法的预算限制,以及这种做法在美国盟友和伙伴中的潜在支持:这些盟友和伙伴并不一致认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看法,而且他们对美国的信誉和可靠性越来越怀疑。也许最重要的是,白宫的战略没有解决美国国内历史上深刻的趋势,这些趋势正在削弱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原始的政治斗争、美国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管理不善和政治化、以及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种族紧张态势和社会动荡的再度出现,这些因素的累积影响,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投射一种有吸引力的治理和发展模式、以及与北京吹捧的模式竞争的能力。这应该是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基础,但美国对这场竞赛的准备远远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