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8
作者 马晓野，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主席说：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不搞好中美关系。这是站在战略全局而非针对一时一事做出的重大判断。为了落实最高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即使中美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尖锐冲突时，中国政府官员在正式表态中也排除了意识形态、军事力量和领导地位之争的选项。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官方表态虽然毫不遮掩对中国的疑虑，但同样明确愿意通过外交轨道实现国家利益。当然，它能否在自身政治、社会思潮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头平衡好各种矛盾，中国的外交努力能否因势利导、助力达成大国崛起的阶段目标，世界各国在评估受中美关系影响的全球事务时是否确立了立场倾向等问题，仍需深入观察，不过趋势似乎令人并不感到轻松。
外交确有波谲云诡的一面，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某特定场合曾毫不避讳地说：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准确来说，这应该是极而言之，因为外交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即持之以恒地努力沟通，争取达成深度的相互理解。误解是最需要避免的一种风险，与自己激烈对立的国家进行有效沟通以避免误读或许更重要。就客观而言，由于历史、文化、理念不同，各国对世界的理解差异很大，语言文字的翻译、转述很难一一对应，因而词不达意、误读误判的情况难以避免。而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就像万花筒一样在变化，这无疑又给域外观察家添加了另一层困惑。从主观上讲，尽管中国如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由最高层直接掌控重大外交决策，但基本国情和领导体制决定了不能如西方国家那样开展多维度、跨部门的公开政策讨论与互动，除了高层外宣部门的信息指导，就只剩风烟滚滚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倒是接地气，却缺少中间层次的专业素养。另外，有些外宣专家往往一厢情愿讲中国故事，忽视讲清中国与世界差异的原因，有时还用对外文宣代替社会文化心理的沟通，对“主旋律”之外的细枝末节晦暗不清，这反而增加了外界观察我外交政策的难度和被战略误读的风险。
本文不准备对中美关系的实施过程发表看法，也无意对双方的往来行为进行评论。坦率地说，专业外交人员的工作既不需要公众过度追捧，最好也不要有“后座驾驶员”式的热情参与。所以，这里仅以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复提及的“竞争”一词为例，就可能产生误读误解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差异进行探讨，希望能有所助益。
一、不同文化主体对“竞争”的理解
中文的“竞争”一词，兼有竞相“胜出”和“争夺”的意思。而在英文中，与目前翻译相对应的competition一词更多地是“胜出”的意思，且主要用于商业和市场领域，当然也无证据表明该词完全不包含“争夺”的意思。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差异看，兼有“胜出”和“争夺”的界定与抑商重农的社会性质往往相关；强调“胜出”的界定则与商业社会干系重大。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文化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了“竞争”和competition的对译没有丝丝入扣。
例如，中国的百度百科（经过“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审核）对“竞争”的解释，就是从社会心理学所称的不惜牺牲他人利益、最大限度获得个人利益的角度切入，强调生物意义上的“争夺”，而不是竞赛中的“胜出”。这个底色深深印在许多人的思想中，推测起来大概与我们过去排斥、批判自由竞争经济制度的理念有关。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倡良性竞争、遏制恶性竞争的社会和法律规范不断加强，“竞争”一词中“胜出”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接受。然而，在中文中良性竞争还不等同于竞争，如果不特意强调“良性”，“竞争”还是涉嫌损人利己，由此可见一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体育竞赛是古代人们用于取代战斗互害、强调“胜出”的善意赛场。可是，即使在体育赛事中，不同文化的表现也大有差异。对此，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
二、市场与商业领域的“竞争”概念
在经济与商业领域，随着开放与对外交往的扩大，同样一个词的中文解释在不同时期会发生重要变化。据查证，直到2015年，中文的MBA智库百科才引用1907年德国法学家的定义，把“竞争”解释为：各方通过活动施展自己的能力，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各自所做的努力。在这个法学家做的商业描述中，并没有损人利己的“争夺”的意思。该词条还具体解释了，竞争主要是获取目标，不是反对其他竞争者。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中国国际化的企业精英任正非很形象地说过一个与此词条完全一致的华为商业竞争理念。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在技术商业竞争中，对方登上了山顶，把我们狠狠地打到了坡下面。我们从侧面又攻上去，最后在山顶上相遇，在山顶上与他们互相拥抱。不少人会觉得任正非这样说有些做作，其实他的说法与英文词典中商业竞争的解释是一致的：各方用自己最好的产品和技术为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和商业竞争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三、根据训诂学试做义训和反训
至少在非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词典中，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出版的各种英文词典对competition的解释，都看不到中文百度百科所讲的以“损人”达到“利己”这层意思。
作者手里有一本多年前“读者文摘”和Funk & Wagnalls词典编辑合写的《现代同义词使用指南》一书，书中以“得到奖赏或更大份额”作为“竞争”（compete）的解释，并比较了与其意义相近的contend和vie以及oppose、rival的词义差别。相对而言，compete是一个对抗意义较轻的词。（因为是英文词典，这里就不具体翻译和引用了，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把“竞争”理解成“竞相胜出”好、还是“争夺利益”好，两者有无高下之分，我们不能作价值评判，但对不同文化、社会、经济、历史形成的语义差异还是不可以无视的。
四、不同商业文化的潜意识对“竞争利益”的释义有很深差异
同是商业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竞争利益的态度和心理感受差异很大。一种是，竞争一方坚持自己的预期所得，而对对手的收益并不关心。其基本态度是，是我的，我一定要拿到，对方在我的利益范围之外能多拿到多少是对方的本领，与我的收益无关。另一种是在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当事方会根据对方的预期收益情况，相应向上调整自己的收益预期，以达到心理平衡，其实质是不满足于帕累托改进的相对收益，期望在竞争中达到绝对的收益均衡甚至对等。这两种商业文化心理差异的根源是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市场可扩展空间不同，在有限的市场空间进行“分蛋糕”、争存量式的商业竞争者，与有能力“做蛋糕”、通过创造和引领市场取得“增量收益”的竞争者，此处可以分别找到各自的心理占位。
“分蛋糕”商业文化心理实际上更倾向于认定：对方的收益增加就是自己的利益受损，“胜出”就是针对对方预期收益的争夺或获取。这个观点在社会科学理论家对十八、十九世纪国际贸易分析的经典文献中有明确表述，它是当时经济现实的自然反应。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太高，创造性科技对工业驱动较弱的民族国家中“分蛋糕”心态更为盛行。应该说，两种不同的商业文化对竞争的理解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好说哪一个更合理。对于战略误判误读的研究者而言，关键是要看到差别，在讨论某个貌似一样的概念时看到背景、条件产生的潜在认知差异，避免发生误读和误判。
五、简要的小结
人类社会经过工业化和商业市场经济两百多年的浸润，经过五十余年由丛林法则向国际规制主导的演进，“做蛋糕”、加增量的市场生产方式已成为各国谋和平求发展的主流。与之相应，“做蛋糕”式的商业竞争也日益沉淀为一种影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文化，并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主张。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发展阶段和制度设定不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四十余年，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仍处于努力尝试、探索的过程中，受“做蛋糕”商业市场文化浸润的领域少且浅，辞书、词典对“竞争”的解释也许会随经济主体“做蛋糕”能力的提高、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全确立逐步得到调整。不需粉饰，这就是当今的现实。
扩而广之，市场机制条件下商业竞争中的中性、非恶性可否适于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呢？人们所在的社会条件不同，看法也会不尽相同。既然通过讨论求同，清晰的认识各方各界对“竞争”的重要分歧，避免在对话和交流时语义混淆，就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重要事项了。心中有数才能进行沟通，以其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处理重大外交关系时放任“鸡同鸭讲”式的误读，会使得事态滑向各方都不希望看到的方向。
笔者常年从事跨文化的公共事务和商业谈判工作，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囿于文化背景差异，各自以自己的理解去投射对方的想法、判断对方的作为，“迎面而来却擦肩而过”，结果因互相不得要领而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机。在外交领域，是否对竞争/competition有不同于商业社会共识的专有解释？如果有的话，各国领导、学者、外交官、主流媒体又在多大程度上存有共识？如果不存在共识，这就是一个必须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了。
学术思考应尽可能避免直接对现实外交行为进行评论，是应该严格遵守的规范。全景式地研究国家社会文化差异对相关策略的间接影响，则是学术研究十分必要的本分，也是支持一线工作的最大贡献。
六、竞争可否作为国际规则的底层逻辑
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工业化国家对非工业化国家的 “竞争”，完全可以被指责为以“绝对优势获取绝对利益”（absolute advantage），己方受益来自对方受损。经过二战后70余年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商业与竞争规则的调整，当今的世界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商业竞争理念与国际规制制定也在此基础上快速演变，如何界定竞争已成为经济发达国家考虑国际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基础要素。相应的，我们也应该全面的、历史的、与时俱进地感知世界事务。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竞相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好的公共品。从这个角度看，其他国家都是利益相关者，都不是局外人。因此，大国地位等同于给我们强加了更多更重的责任，要求我们有更周全的思考。全球经济两强的所做作为、各自秉持的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那些体量较小的市场经济国家重点关注，他们都会将自己的利益摆在争执双方不同理念的投射中进行利弊分析和判断选择。今天，“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我们不惧强权已成时代强音，它的确反映了一个崛起大国的实力和自信，也是在原则问题上必须坚持的遵循。但是如果我们给全球提供的基于我们竞争理念的公共产品，需要花大力气四面出击进行推广，那就应该衡量利弊得失了。
在重大问题上，动员外交能力说服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外交工作少不了日复一日去做各种细致的解释和沟通工作。假如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细致、不充分，就会在逾越沟通障碍时遇到堵点。讲好中国故事，从外宣角度说是把中国故事讲“好”。从外交角度说，可能把中国的事讲清楚、讲明白才是讲好了中国故事。要把竞争这事讲清楚就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