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01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一流军队”水平。该论述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这次讲话的时机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100周年巧合，但“世界一流军队”的确切含义尚不清楚。本证词旨在展望中国未来的“世界一流军队”，并分析其对美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习近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到2050年将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从他的“中国梦”来看，该目标合乎情理。习近平设想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认为，中国要实现该目标就必须成为一个“拥有一支强大军队的强国”。习近平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35年前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前全面成为“世界一流级军队”。2018年10月，我与中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讨论时，曾问习近平所说的“世界一流军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他回应说，习近平想要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与美军对等的能力。显然，这位国防部官员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习近平似乎更希望通过开发颠覆性的军事技术，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50年前超过美国军队。换言之，中国可能计划先于美军实现“第三次抵消”战略，从而使习近平领导的“世界一流军队”能在常规的地区冲突中打败美国，并保护中国的全球利益。在美军大力推动第三次抵消战略并且已经在常规作战领域占据明显优势的前提下，习近平的上述大胆计划或许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2017年3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评估第三次抵消战略》报告
无论能否实现，习近平显然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放眼长远。除了发展抵消能力外，习近平强调解放军要提高遂行联合作战的能力、从地区向全球投送力量的能力，同时通过强化监督和纪律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业化。习近平可能预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远期目标是在2050年前具备多数抵消能力。但是，其他重要目标可能从现在到2035年前实现。我估计，届时习近平期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二岛链内的任何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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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的以陆地为中心的大国，中国数十年来一直把发展地面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放在突出地位。然而，正如中国国防白皮书显示的那样，北京方面已经得出结论，海洋领域——包括台湾、南海和东海——现在至关重要，因此，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倍受关照。现在，必须协调好陆、海和空军的行动。2016年初，习近平开始推动一场大规模改革——也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革重组。事实上，西方专家把这次重组比作中国版的1986年美国“戈德华特—尼克尔茨”国防部改组法——它打破了官僚壁垒，创建了联合部队（译注：该国防部改组法又以两名牵头的议员命名，因此全称如此，该法开启了美军的联合进程）。这次重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废除了原来由陆军管理的四个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陆军的权力基础。
由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地位进一步降低。这种转变使其他军种的指挥官有更多机会在战区内领导制定联合作战概念。例如，南部战区司令是海军上将袁誉柏。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部队，无论来自哪个军种，都要在一名指挥员的指挥下联合行动。此外，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从11名减至7名，并增设联合参谋部主任一职，以此强调一体化联合行动的重要性。习近平还将空军司令许其亮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信号表明空中作战在联合作战中日益重要。
反映习近平高度重视联合部队的另一个迹象是，为便于收集、处理和分发网络空间、太空和电磁信息，他于2015年底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从北京的角度看，真正的联合部队必须能够借助信息网络化力量控制信息环境，即国防白皮书所称的“确保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但实际上，习近平对网络战的兴趣远不止于此。对冷战后美国如何运用网络中心战等概念发动战争进行观察后，北京正在发展一种“体系”战争模式。到本世纪中叶，北京寻求将体系与人工智能技术相连接，从而开创所谓的“智能化战争”时代。“智能化”将使决策过程更迅速、决策结果更准确。人工智能与增强的军事互联互通能力相结合，将使中国领导人对打赢未来的“体系对抗”越来越充满信心。
为防止敌对力量在本地区部署部队，同时阻止更多的敌对力量进入作战地域，习近平也将实现远距发现并攻击目标的武器系统现代化置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解放军正在积极锻造可精确打击二岛链内目标的反干预和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尽管北京不这样认为）。当然，这并不为奇，因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敏感设施遍布整个第二岛链以内，其中关岛和冲绳最为集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轰-6K型机近年遂行的训练任务是北京不断提升力量投送能力的典型例证。该型机已多次绕航台湾和南海，并对日本进行挑衅。该型机目前可加装空射巡航导弹，如果从台湾东海岸发射，火力范围可覆盖关岛。而且，据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在对另一型轰炸机轰-6N进行改进以使之借助空中加油达到比轰-6K更远的航程。此外，北京正在发展下一代H-20轰炸机，可能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服役。届时，澳大利亚、夏威夷，甚至美国大陆将处于该型机的常规和核打击范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提升力量投送能力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现役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已经数次巡航台湾海峡和南海。出于提高声望并取获更多力量投送优势等因素的考虑，中国计划建造第二艘、甚至第三艘和第四艘航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船坞登陆舰(071型)和导弹驱逐舰(055型)数量日益扩充，这将使海军的远程作战和海上力量投送能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国海军正在扩充陆战队的数量，这将提高解放军在南海、东海和台海的远征应急能力。
中国政府正在发展作用距离更远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例如，被五角大楼称为“航母杀手”的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D，可以在1500公里或更远距离威胁美国的水面资产。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在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导弹开发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导弹射程的不断增加表明，北京计划最终用常规精确制导弹药覆盖整个太平洋，以在美军逼近第二岛链之际有效摧毁美军的安全防护区。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初习近平把核部队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改为火箭军，将之提升为独立军种。习近平还把火箭军的职能扩展至常规领域，这再次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有意增加敌方前沿部署部队的风险。
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D
反映解放军重视力量投送能力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基地，并与海上交通要道沿线国签署港口进入协议。中国只在非洲的吉布提有一个“官方”基地。该基地紧挨着美军的基地，主要为中国海军于2008年开始的亚丁湾护航部队提供支援。表面上，部署至亚丁湾的中国海军是为了保护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往中国的船只。实际上，中国海军在早已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常态化部署,显然是想在不引起重大国际关切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机会提高其远洋航海能力。
其他有关中国海外基地和拥有港口准入协议的非官方谣言不绝于耳。中国似乎对以色列海法、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柬埔寨国公、瓦努阿图卢甘维尔的许多港口有着浓厚的兴趣。无论进展如何，西方分析人士在试图计算中国的军事基地时，往往会忽略北京已在南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工岛上建立了空军和海军基地这一事实。特别是，这些岛上的三条跑道，可供军用飞机起降，能够容纳机库、反舰巡航导弹和其他军事基础设施。如果北京在战时能保护这些地点，则其可进一步延伸解放军武器系统的作战距离。例如，如果H-6K轰炸机从西沙群岛起飞(2018年5月，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降落了一架H-6K轰炸机)，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可以覆盖整个南海，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最后，为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投送力量，中国政府需将足够多的资产部署到战区。五角大楼称，中国海军、海警和渔业民兵共同组成了“印—太规模最大的海上力量”。北京还拥有该地区数量最多的空军和海军航空资产。在任何冲突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民兵协力，可以通过“充斥该地区”的方式轻易对地区对手构成威胁和形成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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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围绕习近平正在开展的反腐运动的意图有很多争论，但反腐无疑是清理解放军内部腐败的有效手段。根据可信的数字，2018年7月以来，这场反腐运动涉及大约200万个人，而且受调查的人数按每年成百上千计稳步上升。
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十分深远。邓小平时代，解放军或多或少地放任自流，使得腐败成为军队的普遍特征。1998年，江泽民下令解放军退出国有企业，专注于提高职业化水平和作战能力，但他几乎没有影响力。胡锦涛缺乏军事经验，解放军腐败猖獗。随着习近平的上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14年，习近平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逮捕了参与“卖官鬻爵”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2015年，习近平以类似罪名逮捕了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这次逮捕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是解放军最高级别退休军官首次面临腐败指控。2016年初，作为军队改革的一部分，习近平提出“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通过纪律委员会来监督和惩罚腐败的解放军官员。2017年，习近平推动对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和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杨两位中央军委委员的调查。
通过这些重大举措，习近平不仅证明他是毫无疑问的掌权者，而且把保持解放军对党绝对忠诚和解放军指挥员领导军队战胜武装冲突的能力明确联系起来。201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是“三个能不能”，即：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并不只是要消除腐败，而是要通过发展核心能力提升军队的专业化水平。习近平2014年曾说：“战斗力是检验部队和军官水平的唯一标准，选拔要重点考察带兵打仗和打胜仗的能力。”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背景下，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意义深远，蕴含有培养和美国军队一样的最高军事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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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论述了解放军的现代化，该过程用习近平的话说将在2035年前“基本完成”。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强调要加速发展颠覆性军事技术以拥有针对美国的非对称优势。为推进下一代武器系统的建设，以期在本世纪中叶超过美国，中国正在自主研发这些技术。根据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的最新报告，北京正试图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抵消战略。我同意沃克的评估，这是中国军事战略的要义，习近平希望通过将解放军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来削弱美军的战场能力。
颠覆性军事技术不一而足，而中国几乎在开发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中国军事科学院退役大校樊高月指出，北京可能正在研究航空航天、网络空间、无人系统和水下作战方面的抵消能力。其他领域，至少包括机器人、自主武器、纳米技术、3D打印、大数据分析、先进制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人机合作、云计算和超音速。
北京希望利用自己在这些或其他领域日益增长的专业知识，开发下一代武器系统，以在本世纪50年代对美国的军事能力形成挑战。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认为，未来5到10年将是美中技术竞争的“决定性时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认为解放军如果在战争智能化和体系建设方面取得成功，将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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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前，习近平追求的“世界一流军队”如果全面建成，将可能代表着21世纪最不稳定的地缘战略变化。尽管核威慑可能不会受到干扰，但随着解放军常规能力的大幅提升，再加上兵力投送和抵消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可能会让美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遇到一个具有军事优势的对手。如果美国政府允许其相对中国的技术和军事优势进一步下降，这种发展的影响将更大。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或许已经超过了除日本之外的所有印太邻国。因此，对印太地区的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不会增加周边国家与解放军对抗的风险。
然而，随着一支“世界一流”的解放军登上世界舞台，美国和该地区必须考虑三个关键点。
首先，解放军可能认为，测试其能力的时间已到。解放军届时不仅要向最高领导人证明其不断提升的能力，而且要向自己证明业已取得的新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战斗经验，特别是在今后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空中和海上领域。确实，中国上一次发动战争是在1979年，当时的对手是越南;那次冲突即便不完全是地面部队，也主要是地面部队的交战。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会再次将越南视为有限战争的理想对手。中国和越南在南海拥有大量主权争端，河内与美国没有安全联盟，这意味着美国不会支持越南。中国还可以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基地上测试其力量投送能力。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一场有限的战争显然是有胜算的，它将使中国得以测试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的一些关键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做出类似决定。但是，如果有选择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倾向一场这类性质的有限交火，而不是因为台湾问题或者钓鱼岛争端与美国发生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军队只有通过实际经验才能学到一些朴素实用的知识。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和解放军提高训练的实战化水平，只能形成一些核心能力。
其次，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其按照体系作战思想开始依赖自动化装备之后，北京方面可能会认为战争升级的风险在下降。换言之，攻击无人机或无人机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不会对人类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将被简单地纳入机器人战争的范畴。这对战争的未来有着严重影响，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是在中国的决策背景下。当我写这篇证词时，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因德黑兰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而异常紧张。尽管一些事实尚不清楚，但几科可以肯定的是，伊朗方面估计摧毁美国的无人驾驶系统不像攻击有人驾驶飞机那样具有挑衅性。同样，北京方面也可能面临类似的考虑。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浓厚兴趣，对未来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有着严重影响。习近平指出，他想使中国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未来几年，中国有望掌握人工智能的基石，即大数据分析，从而控制甚至主导信息化战争环境，进而在大国对抗中占据优势地位。届时，中国政府很可能寻求智能化战争，并将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世界一流军队”远大抱负的核心。尽管中国不太可能让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作战指挥官，但中国军方领导人似乎确实相信，人工智能可以扮演“数字参谋”的角色，能够收集和展示敌人的情报，识别敌人的意图，并监控作战行动。这将提高指挥官决策的速度和确度，就像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深绿”计划那样。当然，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在于，人类因素——常识、情感、道德和伦理——可能会被冷冰冰的数学计算所取代，从而增加误判和战争升级的可能性。
着眼未来，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可能应考虑以下几点：
1.优先对中国可能正在寻求的最具攻击性的颠覆性技术进行预测性分析，并确定恰当的反制措施。尽管研究北京2035年前后的举动非常具有挑战性，更不用说2050年了，但是，美国的情报和防务分析人士必须倍加努力以把握趋势。这对改进美国的应对举措助益良多，既可针对性发展抵消技术，也可针对解放军制定连贯的军事战略。
2.增进对解放军未来“体系”架构及解放军对自动化依赖程度的理解。如果未来北京计划依靠“体系”作战等思想，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就应积极研究这些概念，以为美军在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利用解放军的弱点提供支持。
3.鼓励五角大楼与中国国防部就制定自动化战争行为准则的必要性进行沟通。类似的“交通规则”已经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些争议领域。例如，两国已经谈判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便两国海上部队进行互动。可以此类协议为蓝本，制定未来的协议。
4.鼓励采取全政府路线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以消除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军事力量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以及最近发布的《印太战略》都直中要害，但从外交、情报、军事和经济层面强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对展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持续承诺绝对必要。
5.确保美国军队在不断发展的美中竞争中保持科学、数学和技术优势。丧失科学、数学和技术优势可能会让中国而不是美国在下一次抵消战略中胜出。对美国国会来说，决定应该为哪些颠覆性军事技术提供资金，以及提供到何种程度仍然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