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0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标题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的，足见其重要。然而，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两国关系持续下滑，斗争范围扩及军事、人权、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抗疫等各个方面，时间之长、领域之广、情绪之深，超过建交以来的历次危机。特别是双方的民意基础转向负面，极端言论层出不穷。历史记忆往往形成路径依赖。站在这个当口，回顾中美建交及之后的历程，尤其是处理矛盾冲突的着眼、智慧和艺术，对于判断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和趋势，进而稳控这对最关键的双边关系，是颇有教益的。
有更重大的问题要解决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和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台湾问题当然是中国内政，但是牵动地区和国际格局。不管愿意与否，这一点都无法回避。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走向公开对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受命研究国际形势，得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为调整对美外交提供了新的政策方向。恰在此时，美国急于摆脱越战困境，同时抵消苏联扩张，更重要的是以主张“遏制但不孤立”的《康伦报告》为标志，美国各界对新中国的认知发生了积极转变。
地区和国际格局在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上的变化，使台湾问题有了新的背景。1970年1月和2月，中美在华沙举行的两次大使级会谈中，美国政府首次表达了不妨碍中国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从台湾撤军的立场；中国政府也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一概不谈的“一揽子”方案。在著名的“小球推动大球”的决策中，毛泽东亲自掌控。据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中国队赴日参赛期间，他像着了魔似地寝食不安，每天都急着要知道各种信息和动态。当收到美国队员主动向中国队员打招呼和表达访问中国的意向后，毛泽东指示外交部门：国内同名古屋每天3次的通话不够，要增加到5次。可见对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视。
1972年底，中美两国开始拟定《上海公报》。为了突出尼克松访问的成就，基辛格主张含糊双方分歧，同时用外交辞令凸显所谓的共同点。毛泽东和周恩来坚决反对这样伪装一致的公报。周恩来指出：“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联合公报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基辛格大为吃惊，但他很快理解了这种做法的高超之处，并对其中蕴含的智慧深表敬佩：“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形成某种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可靠的信念。”这是那一代大国政治家、外交家的气度和风范，坦坦荡荡、说话算数、真诚直率。
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点出了发展中美关系应着眼的基础：“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从“哲学”高度，就是双方要站上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1973年11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更是直接点明：台湾问题相当复杂，我们何必着急呢？那只是1000多万人口的岛屿，我看解决台湾问题用不着100年。从此，“着眼什么”成为主导中美关系的基石。1978年12月中旬，正是确立改革开放的中国与美国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距预定发表建交公报只剩10几个小时的时候，美方继续坚持售台武器。邓小平怒不可遏，声明绝不允许。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劝说：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正常化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最后邓小平决定，先与美国建交，对台军售问题之后接着谈。应该说，自此以后中美关系从未一帆风顺，但各种麻烦都没有损害大局，原因就在于双方都坚持了“着眼什么”。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由外部安全因素的促动逐步长出了内生动力，两国不仅克服了多种困难，而且都受益良多。
什么是真正的“压舱石”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这样。但问题似乎不止于此。回望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以及双方领导人在重要时机的表态，不难发现，中国入世是与自我改变和融入世界同步展开、相互推动的。诚如章百家教授所言：中国靠改变自己改变了世界。
中国原本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缔约国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中断了。1982年9月，改革开放启动仅4年，中国政府即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资格，并于当年11月获得批准。1986年7月，中国政府提出复关申请，开始了漫长的谈判。1989年的政治风波再次打断这一进程。1992年春，在国内政治气候沉闷压抑、国际环境黑云压顶之下，耄耋之年的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重启改革开放进程。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中国的复关谈判随即转为加入世贸谈判。至2001年9月份，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双方共同努力，闯过重重难关，中国最终入世成功，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谈判。
入世谈判期间，中美两国屡起波折。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以及李登辉发表“两国论”、2000年台湾地区“大选”，可谓波谲云诡，严峻复杂。中美两国你来我往，却斗而不破，之所以能够渡过暗礁涌流，远非一个经贸关系所能支撑的。就中国而言，入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组成部分。
在美方就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道歉”后，江泽民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到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时，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驻南使馆的暴行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要一如既往地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不能因为反对霸权主义而放弃发展关系，也不能因发展关系而放弃反对霸权主义。”
这是一个冷静、全面和高瞻远瞩的讲话，是依据中国自身定位作出的论断。而中美就入世达成协议并签字后，美方同样表示，这一协议的签订“会有助于以最本质的方式稳定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其他美好的事物会显现出来，两国间全面关系的状况也将更加稳定。”入世谈判期间和之后，中国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如说中国走向世界的决心和行动是压舱石。
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间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为复杂的一对。如此多的利益纠葛和爱恨情仇缠绕在一起，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合作，又在所有领域都有分歧；几乎在所有合作中都有分歧，又在所有分歧中又有合作。合作的必要和分歧的深刻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场疫情就暴露无遗。何以至此呢？
中国的历史经验是，国家间的交往一般会经历一个由器物、制度到文化的渐进过程。因了这个层层递进、加深了解的过程，以共同利益始，未必以共同利益终。因为了解既可能使双方越走越近，也可能使双方渐行渐远，其中价值观的作用至关重要。国际关系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大概已经走进了这样的深水区，建基于现实利益之上的“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判断，可能不再完全适用于这个新的历史阶段。风险和挑战正呈递增之势。已有政要和专家预判，本次疫情结束后，世界政经格局将回不到过去。这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是个非常独特的国家，某种程度上建立在价值观之上，先有宪法后有国家。正如亨廷顿所言：“相比其他国家，美国不那么以本国人民的特征、本国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贡献为骄傲，他们也不依靠个人、社会、地理或文化元素，而是依靠政治价值和实践建立对国家的认同。”“摧毁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就等于摧毁了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也就是灭亡了美利坚民族……。在其他国家，宪法的废除不会导致民族的灭亡，在美国则不然。”由于这个原因，美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后，就把捍卫和扩展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即便是主张不改变苏联国内体制的凯南，也认为要通过遏制改变苏联的国际关系理念。信奉现实主义的外交家基辛格同样宣称：美国要在维持多极格局的基础上，推动形成“共同克制和共处习惯以及到头来合作习惯”，改变单纯靠利益冲突制衡彼此的脆弱平衡。
不可否认，中国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仍然需要全球化，就如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而这离不开良好的中美关系。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是经济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二位，进一步融入世界、由大向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突出的是，中美关系史甚至国际关系史表明，国家间关系仅仅建立在现实利益和利害权衡的基础上是不牢靠的，在若干功能性问题上开展合作以促进关系稳固也是不能持久的。深度融入和纵深推进全球化，关键在价值观和“话语权”。当然，作为拥有特殊文化传统、历史记忆、革命经历、治理方式的国家，中国不可能放弃基本原则，其实想放弃也无法放弃，但大国首先要有大国民心态。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这方面有差距，疫情期间的民间舆论说明了问题。
稳控中美关系不是有求于人，而是源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如何在深层次矛盾凸显的情况下，实现两种价值体系的和平共处、平等共存，的确需要更大的智慧和艺术。看全局、看实质，正是登高望远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