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3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近一个时期，美国从中东撤军、与塔利班和谈，沙特触发国际油价大跌等事件迭次发生，叙利亚冲突、伊核问题、也门内战等持续发酵。事件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现在尚难判断，但直接的或间接的，大致都可以关联到伊朗。国际关系演变如战争进程一样，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难预测某个事态的结果，但“知其大略，知其梗概”是可能的，这需要了解来龙去脉及大势所趋。
持续40年的“伊斯兰革命”
1979年以前，包括伊朗、海湾君主国在内的中东各国建立的都是世俗政权，宗教势力基本限于民间，各教派大体也相安无事。美苏争霸背景下的几次中东战争，性质上都是国家和民族间的战争，并不含有宗教指向。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同美国高度合作，作为“海湾宪兵”抗衡苏联、制衡其盟友；在阿以冲突中，伊朗总体保持中立，虽与以色列更近些，但与阿拉伯国家也保持了正常关系。
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部分由于不能放弃赖以上台执政的“立国之本”，部分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伊朗开始放手利用宗教势力，并强势输出“革命”，全力打造“什叶派国际”。在大国关系的处理上，伊朗同时反对美苏，因为美国支持巴列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认为“两霸”都是腐朽的，所以“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就要伊斯兰共和”，甚至发生占领美驻伊大使馆事件。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动员各地穆斯林抵抗苏联红军，一直坚持打了八年。
在大中东地区，伊朗广泛发动什叶派民众反抗逊尼派政权。在伊拉克，伊朗声称萨达姆政权是世俗的、反人类的、反伊斯兰的，号召什叶派推翻萨达姆专制，这成为引发“两伊”战争的主因之一。在黎巴嫩，加强真主党武装，即使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伊朗仍然支持其以解放以色列占领区为由不交出武器，不按和平协议编入统一的国防军，而以带枪方式参加选举，从而成为伊朗影响中东格局的重要力量。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正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英勇出兵，以战死数千计的代价，维护了阿萨德政权。在巴勒斯坦主要依靠援助“哈马斯”运动，影响阿以和平进程，保持伊朗的存在。在也门是通过重新阐释什叶派教义，凝聚、帮助反政府的胡塞武装进行内战。在非洲，则是利用“颜色革命”后的真空，动员本来人数占优的逊尼派穆斯林转化为什叶派，目前转化人数已达百万计。
经过40年的“革命”输出，“伊斯兰革命”由伊朗一隅扩展到中东和非洲，不管有没有建立政权，总归成为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当然，这其中有内在动因，不能说每一个事件都由伊朗促成、都在伊朗控制之下，但伊朗起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说，伊朗的作为有些是正当的，如支持叙利亚合法政府镇压叛乱等；有些是理由不充分的，如占领美国大使馆、支持也门反政府武装等。
大国的战略误算
地区乃至全球格局的重要变动往往有大国的影子。“伊斯兰革命”急速扩展这样震动世界的重大事件，与各大国的战略措置直接相关。实际上，伊朗也充分利用了这些战略措置带来的重大机遇。
第一个机遇是美国卡特政府逼迫巴列维推行民主。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政府尽管面临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满，但凭其掌握的力量，以强力消除霍梅尼等人及其影响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卡特政府以“人权”外交为对外政策主轴，要求巴列维的伊朗政府顺应民意、实行民主，为大中东树立样板，客观上为霍梅尼夺取权力创造了条件。而巴列维被迫离开伊朗后，美国政府又为其提供庇护，反而进一步激起了什叶派势力的忾敌之心。进退失据，前后不讨好。
第二个机遇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老布什政府还是有眼光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只恢复了科威特主权，留下萨达姆维持均势。但小布什可能没有这么深远的考虑，或者有更大的战略图谋，总之以战争方式摧毁了萨达姆政权，导致什叶派逐步主导伊拉克政局。尤其是萨达姆政权期间逃住伊朗避难的数十万什叶派民众，纷纷返回伊拉克接管政权，甚至在北部成立了伊斯兰国。在此过程中，伊朗不仅出兵支持，还大力扶助不受伊拉克政府调度的什叶派民兵。被美国击杀苏莱曼尼等革命卫队高官现身伊拉克，就是这个背景。
第三个机遇是美国军事打击塔利班。本来，塔利班在阿富汗节节胜利之时，伊朗革命卫队已在伊阿边境陈兵十万，准备跟信奉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决一死战。但美国开战帮了大忙，伊朗不仅没有耗费国力军力，还吸收了200多万难民。这些难民为伊朗提供了大量底层劳工，还有相当一部分加入革命卫队。前不久，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背后究竟有几重战略考虑、中间有多少博弈过程、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目前还不能给出定论，但对伊朗的反冲击是现实的。当然，过程一定比较曲折。
第四个机遇是伊核协议的变更。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一个制裁伊朗的决议。决议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禁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另一个是禁止伊朗拥有弹道导弹。2015年主要在大国运作下签署了第二份伊核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目的是禁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弹道导弹不设限。应该承认，第二份协议的立场比联合国协议后退了一步，这也是美国等国家退出伊核协议的原因。但伊朗利用这个时机，在导弹开发上前进了一大步。
临界点是否正在到来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输出，自然引起有关大国和中东国家的反弹。大国作为外来力量，只能通过域内矛盾起作用。域内矛盾为大国插手提供了基础，但也制约了其插手的方式和程度。
由于这个原因，美俄等国至少表面看都比较克制。就美国而言，只要自身安全和制裁伊朗的格局不受直接威胁，一般不会大动干戈，“斩首”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官、象征性地在叙利亚驻军等，整体上都是为了控局而不是破局，签署和平协议后军事打击塔利班，也是为了将其逼回协议框架。俄罗斯同样如此，两年前伊朗在普京劝说下就曾将革命卫队从戈兰高地前沿后撤八十公里，脱离跟以色列的接触。而以色列炸毁叙利亚的反隐形雷达和伊朗在叙利亚的导弹装备厂，以及击落俄罗斯预警机等，俄罗斯也没有做出过激反应。
真正重要的是伊朗自身面临的矛盾和选择，以及中东地区的格局演变。当前比较突出的：一是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宗教权威能持续多久。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内核是将什叶派的教主权威与西方民主制度嫁接，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上覆盖一个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众所周知，不同于逊尼派实行的门户独立、互不统摄的阿訇制，什叶派实行的是教阶制，大阿亚图拉有权管控一切分支派别，因此选出足以服众的大阿亚图拉非常关键。不幸的是，伊朗正面临这样的问题。霍梅尼之后的宗教领袖，权威是相对下降的。目前，哈梅内伊却年事已高，而各阿亚图拉争执不下，且立场各有不同。
二是“伊斯兰革命”的输出还能持续多久。打造“什叶派国际”，少不了援助各地的什叶派武装和集团，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伊朗政府每年预算大约500亿美元，用在叙利亚、也门、加沙10几个亿，再加上维稳和国防开支，实际用于社会和民生事业的并不充足。仅革命卫队就控制着伊朗交通工业基础设施的40%，以及核技术、导弹技术、海军、部分空军以及所有的边防部队。而且，一支类似内卫部队的武装力量如此强大，不但占用大量资源，也存在变成“双刃剑”的可能风险。2019年初，哈梅内伊撤换革命卫队司令，耐人寻味。
三是制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能持续多久。面对伊朗的强势进取，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美国也在进行反制。革命前伊朗GDP排名世界第9，现在降到第27，人均排名在伊拉克之后；革命前的石油月产量600万桶，现在实际产量100万桶，也落后于伊拉克的400万桶，这对于一个主要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而言是比较脆弱的。需要指明的是，现在各有关国家对伊朗的反制已出现某种联合之势。比如美国和沙特打造了逊尼派反恐联盟，沙特还牵头组建了41国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
沙特的手笔尤其大，计划在约旦、以色列、埃及和沙特之间建设世界最大的开发区，其中有可以年输送1亿吨原油的管道，直通苏伊士运河。如果建成的话，伊朗封锁波斯湾将是与自己为敌。除此之外，沙特承诺在巴基斯坦投资200亿美元建设石化企业和基础设施，并和中国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代伊朗拟议中的通往瓜达尔港的石油、天燃气通道；还将出资1000亿美元在印度参与建设更多更大的基础设施，颇有些抄伊朗后路的味道。
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机遇期和间歇期，全看怎么选择和应对。伊朗并非无牌可打，起码“核门槛”可以换来很多。跨进门槛是一种局面，但必须应对跨过之前的特殊危险期以及之后的长期困难；退出门槛是另一种局面，可能换来巩固内政、积蓄实力的较好环境。这个临界点是否正在隐隐到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