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台湾问题与台湾意识
发布时间:2020.05.07 | 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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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自2000年以来,在每4年一次的这个时段内,台湾问题都会凸显出来。任何人物包括伟人,都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迄今为止,台湾问题尚未突破底线,其中有什么相对恒定的战略因素在起着制衡作用,几方力量在围绕什么战略逻辑斗智斗勇,我们应该如何在此基础上管控局势,更重要的是力争再进一步?

金门炮战揭示的分析框架

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需要先从金门炮战讲起,因为这场政治军事仗以剧烈的方式揭开了台湾问题的内在机理。根据目前的研究,金门炮战包含了支援中东人民反美斗争、了解美国军事干预台湾的底线、打击台湾当局对沿海地区的侵扰、迫使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等多重目的。这些有的是表面性的,有的是实质性的;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贯穿性的,这本身就说明台湾问题涉及的领域之广、触及的问题之深。

最后,炮战围绕打打停停、助蒋抵美的意图,以“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局面结束危机,此后基本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态势,这本身也说明台湾问题受到了各方面持久的影响和制约。细加分析即可发现,金门炮战提示人们,稳控台海局势至少要考虑三个层次的均衡:①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均衡;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的中均衡;③台湾内部的小均衡。台海形势的稳定,是大、中、小三个均衡都达到了较为稳定之后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失衡,都会引发台海形势的动荡,除非某个层次的失衡被其它层次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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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均衡讲,在两极格局尖锐对抗的国际体系下,无论是在中苏同盟的前期,还是中美缓和的后期,两大阵营都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直接冲突。美方已为炮击金门中的行动证明,其实苏方也极度紧张,以致赫鲁晓匆忙赶赴北京探听底细。用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的话说,就是“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从中均衡讲,大陆和台湾都坚持统一,美国则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且克服这种障碍相当费力。

1958年8月末,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回国汇报。当他说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无求于美国呢?”1959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得更直接,“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

这其中的逻辑是清楚的,不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是不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从小均衡讲,如果以统、独及不统不独来区分台湾政治势力和民众,两蒋主政时,统派无疑占多数;不统不独其次,比重不大;独派微不足道,且散居海外。在大、中、小三个均衡的复杂互动中,大均衡是固化的,中均衡的美国因素被主张统一的国共抵消了,小均衡中又以统派为主。

“三个均衡”的适用与变化

客观地说,“三个均衡”的分析框架今天仍然适用。当然,性质、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大均衡上,冷战格局解体,一方面导致抑制地区冲突的外部因素消失,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可以逐步消化地区动荡的全球化趋势。这仍是一种制约,特别是对大国利益交织的地区而言,只不过没有两极体制那么显性、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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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以激烈的方式为“台独”火中取栗,也没有哪个国家内心真正希望中国统一。台海一旦有事,“内心不希望”体现在言行上,可能发生在事前、事中,也可能发生在事后,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却必须正视。在中均衡上,美国政策总体保持了延续,伴有间歇性的左右摆动,但经过中美双方积极扩展共同利益、有效管控矛盾分歧,美国尚未突破“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立场。

大陆和台湾之间这些年经贸、文化交流频繁,然而实事求是的说,心理距离并没有随之拉近,反而有日渐生疏之感,更多的是利害关系在稳控局面。仅就战略安全而言,金门、马祖的“绞索”作用仍然存在。其根由在于,金、马二岛属于福建省,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之所以谬误,就是因为中华民国还占有大陆的部分领土。如果台独势力冒险一试,无论是根据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应首先归还大陆领土。但如此一来,没有外岛防御的羁绊,任凭大军直抵本岛,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威慑。

这正是1958年时毛泽东决策将金、马留在国民党当局手中的原因,也是国共两方形成默契的枢纽所在。须知,按初期作战计划,解放军是准备相机占领金、马的。在小平衡上,应该说,从李登辉、陈水扁开始,台湾政治势力和民众在所谓“国家认同”及统独取向上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统派比重由绝对多数严重下降;独派势力从微不足道发展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中间派的变化是先升后降。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的话,只要国际格局不发生重大变动,大陆不出现严重战略误判和战略挫折,大均衡的“柔性”约束和中均衡的“硬性”约束,是能够抵消小均衡的,台海局势也就难以掀起搅动全局的大浪。李登辉当年提出“七块论”恰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把“台独”的希望寄托于大陆的肢解。仅从这一个角度看,维护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是何等重要。面对如此重大而浅显的战略问题,对手一样算得清楚,目前所谓的机遇还是战术机遇,难说战略机遇。

妄自尊大、自作聪明甚至逞口舌之快是没用的,料敌从宽是一条重要的战略原则。当然也可以说,大不了回到过去。孰不知,轻言战事、轻启战端危及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战争目的是赢得于己有利的和平,如果不是和平或者是“冷和平”呢?况且,矛盾也未激化到必须战争解决的程度。

关键是改变对方的态度

丘吉尔曾说过一句名言:取得胜利的方法,一是杀光所有敌人,另一个是改变敌人态度。前者是不可能的,最该注意的是后者。这位冷战专家说过很多过头话,可也不是全无道理。从历史的长程来看,“批判的武器”总会战胜“武器的批判”。对台海、地区乃至全球稳定造成重大威胁的无疑是“台独”,但“台独”不是凭空产生的,客观上有社会基础,否认这一点不符合唯物主义。就如癌细胞与健康细胞共存于正常人体一样,人体机能下降会导致癌细胞增长,治疗方案不妥也会刺激癌细胞扩散,而这个“人体”就是台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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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意识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因素、多层次内容的的复杂体系,它的内涵随着时空的推移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家意识、本土意识、悲情意识。首先看国家意识。不管是否承认,台湾民众是有国家意识的,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民众认为自己不属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在国际交往的时候。只不过这种国家意识最初表现为文化心理上对祖国的认同,国民党据台后表现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政府被逐出联合国后产生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共和国”的意识混乱,后为“台独”分子解构成今天的局面。

其次看本土意识。台湾是个移入民社会,历经400年的开发建设,一代代移入民创造了堪称“奇迹”的成就。他们对这块土地有着极其强烈和深厚的热爱之情,对于任何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必然进行顽强抗争。但是,这种朴素的“爱乡爱土”意识经过被割让和被殖民的经历,经过反威权的历练和民主的“洗礼”,经过国民党为实现政权合法化与合理化推行的本土化政策,特别是从李登辉、陈水扁开始,“本土意识”中的负面因素被有意引导放大,炒作成以“反中国”为主轴的自主意识和“去中国化”政策。

最后看悲情意识。连战在北大演讲时说,特别希望大陆人理解台湾人的“悲情意识”,不要将其与“台独”思想混为一谈。短短400年间,台湾16次遭到外国霸占或侵略,两度沦为殖民地,“宝岛”上的人们不停地“战斗”:他们因为自己是华夏的后裔,所以与荷兰人战斗;他们因为自己是明朝的火种,所以与清朝战斗;他们因为自己是大清的子民,所以与日本人战斗;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大和”勇士,所以与中国人战斗;他们认为自己是民国的藩屏,所以与共产党战斗。

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自己捍卫的旗帜抛弃:与荷兰人战,政府不去支持;与日本人战,清廷袖手旁观;与中国人战,日本视其为炮灰;与共产党战,国民党不给他们自由。正如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里的台词:“清政府把我们出卖给了日本,《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台湾是没妈的孩子没人疼”。所以,在众多台湾民众心中,台湾的命运只能由自己决定,并因与大陆长期隔离而产生了抵触情绪。

由以上可知,台湾意识与“台独”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既蕴含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前途的历史要求,也容易在被遗弃、受歧视、遭凌辱的怨愤、孤独和失落的心理基础上,产生分离主义倾向;它既有深厚的乡土和地域认同观念,也容易形成分离主义的思维方式

正因为如此,台湾意识中的消极因素被分裂势力利用,作为搞“台独”的理论依据。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误解台湾意识,不加区别地打压和批判,多少伤害了一些台湾民众的感情,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为丛驱雀,为渊驱渔”的反效果。不管台湾地区的哪个党、哪个党的领导人“上台”,他(她)们都是台湾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台湾的走向同样不是由他(她)们而是由台湾民众决定的,他(她们)在野与“执政”时的主张也是不能没有区别的。

我们打击的是“台独”势力,消除的是“台独”思想,争取的是台湾民心,这需要严格地掌握政策界限,非常精准地因应施策。在这个问题上,武力、经贸、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人不是经济动物,现代的制度、文明的气质、包容的胸怀,远远胜过武力、经贸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