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2
作者：黄靖，国观智库首席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本文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0年4月总第十期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由于美国领导层的傲慢麻木、民主共和两党的缠斗以及管理机制的混乱而错失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导致美国疫情严重，确诊率和致死人数双双高居世界第一。为此，特朗普政府非但不检讨自己，而是为一己之私，将疫情政治化，掀起一股针对中国的“追责/索赔”风潮。
失道寡助。包括美国盟邦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如此蛮横无理的举动予以抵制。不久前7国集团会议上，6个主要西方国家公开反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追责中国”的词条写入联合声明，可见甩锅中国不得人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因此，必须反制这股“追责/索赔”歪风。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国际形象，更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首先，应该区别对待不同的“追责/索赔”的鼓噪者。
“追责/索赔”的鼓噪大致来自四类人等。第一类来自政府。除美国之外，只有澳大利亚等极少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公开扬言要“追责”中国。由于此类鼓噪具有政策导向，因此中国必须在政治、外交和其他相关领域予以坚决回击。近来副外长乐玉成和崔天凯等驻外大使的记者访谈，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对蓬佩奥的点名批评与驳斥，从正面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向美国那样做负面的污蔑攻讦），对“追责”谬论做了有力有理有节的回击。必要时，也要用切实的行动，对蛮横无理的攻击者做出实实在在惩罚。第二类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议员和政客。他们出于偏见、敌意甚至种族歧视而攻击污蔑中国。此类鼓噪者，往往有很大的作秀成分，目的是在国内政治中获利。反击此类人物，应该把握分寸，因为直接公开驳斥往往会成全了他们作秀的图谋。要摸清他们的支持者、尤其是其金主——西方政客离不开资本的支持——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做有针对性的“精确打击”，使其得不偿失。第三类是来自媒体和记者。这里面除了媒体“抓眼球”的原始冲动和偏见外，也有误解和不了解情况、人云亦云的成分。对于前者、尤其是来自主流媒体的攻击，必须通过媒体做出正面驳斥；对于后者，更需要的是耐心解释和沟通，并要给对方留出纠错的时间和空间。第四类来自业界律师。其中相当部分是为了抓眼球、给自身打广告，想趁火打劫捞一票。但要特别注意那些和政府或执政党派有密切关联的、甚至是被指派或授意的律师。对于他们，除了要仔细调研摸清其专业力量、业绩、政治倾向/关联以及财政状况等情况之外，更要针对他们可能起诉的（具体）根据、案件陈述、起诉/审理程序、法庭级别/位置等作出有针对性的准备，未雨绸缪，避免被动。
其次，必须认真调查检讨中国自己的抗疫过程中经验教训，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抗疫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为世界各国的抗疫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借鉴和引导。但毋庸讳言，中国的成功，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取得的。疫情不仅暴露了中国公共治理体系、尤其是疫情管控制度中的缺失和脱节、在由信息控制（information control）向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转变中的巨大差距、以至卫健科普落后等亟待改进之处，而且中国各级管理部门在抗疫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地犯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避责自保等失误。这其实是在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下都会发生的正常现象。在疫情在中国获得初步控制、但仍肆虐世界的今天，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依法公正公开地处理过错和失误，不但是为了彻底控制疫情、尽快克服疫情带来的损失的必要、必须之举，也是为反制“追责/索赔”的无理取闹提供扎实的依据，夯实信心和勇气。
再次，不但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抗疫取得的成果，更要分享经验教训。
这次疫情来势凶猛，而且是新类型病毒。因此，各国在抗击疫情中都有一个认识过程。并且，抗击疫情的关键是隔离人群，阻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人口密集、交流频繁的地区，也正是经济发达地区。因此，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在实施必要的封城隔离政策时，都面临着经济稳定与健康安全之间的两难抉择。中国作为新冠病毒的第一个受害者和第一个基本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和世界各国如实分享自己如何认识了解新冠病毒的危害、如何做出以人为本、健康安全第一的艰难决策、如何在抗疫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经济运转、以及控制住疫情之后如何恢复经济等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但是对世界抗疫斗争的一个更加扎实、因而也更有说服力的贡献，而且也是对“追责/索赔”鼓噪者的绝地反击。中国是第一个走过新冠病毒地雷阵的。将自己为世界“趟雷”过程中的失误、教训和牺牲展现给世界，其实比分享自己“趟雷”的成功更具说服力。把经验和教训与成就一起分享给世界，才能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看到，要对为世界趟雷的中国“追责/索赔”，非但蛮横无理，而且也是恩将仇报的无德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