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 | 梳理美国学者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批评和对中国政府的期待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在即，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喊话一直不绝于耳。最近，中国国内两位重量级的外交事务意见领袖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

那么，美方中美关系的学者（含前任政府官员）是如何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的呢？他们对在今后四年如何改善美中关系提出了什么看法？

过去四年美国对华政策为何一塌糊涂？

首先，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华布接触政策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围追堵截不仅无视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的本质，而且事倍功半。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在过去四十年虽然并不一帆风顺，但是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它不仅使美中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也使得两国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方面有了必不可少的合作。他们中间部分学者还认为，美中所谓大国竞争的本质并不是价值或制度之争，而是美国要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在高科技和其他领域的霸主地位。

第二，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美国第一”主义的影响，在过去四年基本是单边操作，美国是头羊，盟国必须选边站队，否则将会面对被美国关在门外的后果。无论是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高官的腔调一贯是高高在上。这一策略导致了盟国跟美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使得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遏制中国的唯一“打手”，但今天世界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左右世界的变迁，孤掌难鸣。

第三，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交易性质，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和一贯性，并且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征收关税上，但结果是适得其反，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得到缓解，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没有任何减少。

第四，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缺陷是只聚焦打压和制裁，而没有关注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对中国高科技的禁运，对中国投资的围堵，只会导致欧洲、日本和韩国成为吸引中国资本的中心，美国的企业也会因此丧失市场份额，竞争力受阻，就业机会减少。

第五，虽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与香港、新疆和西藏有关的法案，以特朗普为首的行政部们并没有把推进民主和捍卫人权融入对华政策。与此相反，特朗普本人不仅对中国的新疆和香港政策表示默许，自己还在抗疫初期极为罕见地夸赞中国政府为抗疫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做出的杰出贡献。

第六，美国政府在全球治理舞台的大面积“退群”不仅大大降低了美国领导和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也为中国扩大自己的影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第七，进入2020年，因为选战需要，特朗普政府配合美国国会做出了一系列看来旨在改变台海局势现状的部署，特别是在对台军售和高官访台方面，频繁刺激北京的神经，极大提高了美中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华盛顿过去四年对华政策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并促成了对美国亲善、试图利用中美关系推进和深化中国的改革的“中国精英”的边缘化，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提供了最好的催化剂。

总而言之，在这些学者看来，被特朗普政府官员称为近年来可名垂青史的外交举措—-改变对华大战略—-其实不过是一个没有很好的顶层设计、没有精细的实际运作、为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和一群人的反华情绪而推出的支离破碎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它们会极大挫伤美国的元气，会把中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会让整个西方世界四分五裂，会使1945年以来美国精心建立的盟国制度毁于一旦，会给气候变化和传染病更多对人类肆虐的机会，会把过去四十年美中携手铸就的和平与繁荣一扫而光。

拜登政府应该拿出什么样的对华政策？

从宏观层面讲，这些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华盛顿如果不能找到与中国有效和有序竞争的方式，不仅美国自身的国力会直线下降，其在国际舞台的领导地位也将很快被中国取而代之。但是，美国自己已经不能独自迫使中国改变自己的行为，必须重建与盟国的关系，必须在所有与中国竞争的领域与盟国取得共识，统一行动。换句话说，与中国打交道，没有“众人捧柴火焰高的”效应，美国将很难独自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最后，他们指出，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与美国的一套有天壤之别，美国政府不应该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把改变中国的政体作为终极目标。外力只能为一个国家的变化创造条件，但不可能独自塑造任何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演变。如果美国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甚至不能让伊拉克和阿富汗恢复到入侵之前的正常，要改变中国谈何容易。美国政府必须面对和承认现实：中国的制度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础并且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公然叫嚣推翻这一制度只能适得其反。

具体到各个政策领域，这些学者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在关税问题上，尽管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拜登政府不能也不必马上取消关税，而是应该拿关税作为筹码，与中国谈判，让中国为华盛顿取消关税付出代价。所谓“代价”是指建立更加“对等”（reciprocal）的双边关系，比如让北京更好地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杜绝强制性技术转让、降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竞争门槛、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

在高科技领域，改变美国政府目前对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制裁和限制非常困难。换句话说，脱钩的列车已经离站，但拜登政府并非不能改变列车的终点。拜登政府应该延续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要求“对等”的原则。比如，让抖音和微信在美国正常运营。其次，美国应该协同盟国一道，争取尽快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运用和监管方面达成协议并呼吁北京加入这一协议。第三，如果华盛顿继续要求盟国拒绝使用华为的5G技术和设备，那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通讯公司应该能拿出取而代之的技术和设备，美国政府在支持这些公司的研发和制造方面应该可以大有作为。

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最大的挑战是，亚洲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而美国不但不是CPTPP的签署国，也不是RCEP的签署国，美国的缺席虽然减轻了这两个贸易集团的份量，也大大消减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贸领导地位。尽管美国国内政治目前不允许美国重返TPP或加入RCEP，美国并非手中无牌可出。特朗普任内签署的改版的北美自贸协议USMAC重新理顺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华盛顿接下来应该尽快理顺与欧盟和英国的贸易关系，然后创造条件让美国可以尽快加入亚太的贸易协议。

在台海问题上，这些学者中没有人认为美国可以把台湾作为筹码与中国做任何交易。但是一部分学者认为，过去四十年美国的台海政策非常成功，不仅中国大陆和台湾得以和平相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行政部门没有任何必要跟着国会的指挥棒走，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间接或直接鼓励台湾走上台独之路。他们认为，台湾的独立并不能给美国的核心利益带来任何好处，并且极有可能把美国拖入可能在台海发生的武装冲突。拜登总统应该在就职之后尽快找机会明确表示，美国的台海政策是维持现状，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不会制定或执行任何与此原则背道而驰的政策。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应该在领土争端问题上选边，在捍卫航行自由的同时，鼓励声索国与中国集体谈判，及早出台行为准则。美国还应该评估所谓抵近侦察和海上巡逻的效果。如果象征性的行为只能加剧两国的军事对峙，而不能为缓解南海局势添砖加瓦，那不如减少或停止这类活动。

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美国无法与中国的带路工程竞争，但美国可以鼓励自己的企业走出去，加大政府对这类企业的资金支持。2013年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为非洲供电（Power Africa）项目和2018年成立的国际发展金融集团（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都为美国民营企业为沙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提供了与中国展开有效竞争的路径，拜登政府应该扩大战果，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中亚和南亚亟需资金振兴经济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国家拱手交给中国。

在教育（包括大专院校的科研）和文化交流领域，美国政府不能不对来自中国的“渗透和盗窃”提高警惕，但是通过拒签等手段堵漏只能让美国逐渐丧失吸引全球人才的立国之本，也会使美国一大批美国的大专院校陷入一定的财政危机。拜登总统应该在就职之后立即评估当下对华学生和学者的签证政策，在打开被逐渐关闭的大门的同时加强对美国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负责国际学生学者的部门的安全教育。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必须让中国改变自己的签证政策，与美国完全对等。

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虽然中国不会因美国的压力而改变既定政策，美国政府应该争取更多的盟国的支持，加大道义上对北京的压力，但不要把谴责与经济制裁挂钩。这样做的结果与中国开打贸易战殊途同归：两败俱伤。

这些学者还指出，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国资本和技术采取了打压和围堵的措施，美国各州政府对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基本持开放态度。因此，联邦政府必须统筹和协调50个州政府与华盛顿特区的对华政策，既不能把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堵在亟需改善基础设施的州政府之外，也不能让那些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资本和技术在各州长驱直入。

中国政府可以做什么？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最近在《华尔街日报》著文说，拜登总统就职后当务之急之一是启动修复美中关系，这对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搞不好，美国的外交和内政都会被拖累。但大部分美国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拜登总统就职后首先要集中精力控制疫情并想方设法恢复因疫情而大幅度下滑的经济发展，并着手缓解日益严重的种族关系，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至少不是头100天、甚至头一年的重头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主动不仅可以让拜登更容易取消特朗普政府很多旨在脱钩的行政命令，并修正对华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会的反华势力。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一、美中合作空间最大和最急切的领域是公共卫生，美中政府和企业可以开始就疫苗的生产和未来的接种展开合作，在在把疫苗作为公共物品提供给发展中国家领域，美中合作空间极大，中美是否合作对全球抗疫的成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是美中最重要、最长期的合作，它事关全球未来的生死存亡，超越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在这个领域，中国目前从政策宣示上已经走到了前面，拜登政府不仅要重返巴黎气候协议，还要克服国内巨大的政治阻力才能出台气候变化这个政策，并与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展开政策协调和实际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任何实际努力都会为拜登政府赢得时间和资本。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出动出击：1）公布自己如何降低对火电的依赖的政策安排；2）明确承诺不在境外、特别是带路国家继续投资建设火电厂；3）加强和扩大与美国各州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三、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需要坚定支持WTO的改革，落实入世时的各项承诺，提出加入CPTPP的路线图，再次邀请美国加入AIIB和RCEP。

四、在处理双边经贸关系方面，北京更是游刃有余。北京可以先明确表示，继续扩大对美国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服务行业的开放。北京还可以主动提出愿意尽快启动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

五、中国应该明确表明，中国愿意有条件参加国际军控谈判，包括对限制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中导）的谈判，并提出具体的条件。

六、中国应该主动提出她对实现朝鲜无核化的义务和决心，并表示愿意就具体步骤与美国展开深入的讨论。

七、美俄冷战期间两国的职业军人建立了非常稳定和职业的关系，沟通通畅，机制完善，因此保证了两国在40余年的冷战期间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美中两军目前还不具备美俄当年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危机管控的渠道，中国可以率先提出建立这一机制的一揽子建议，把球踢到美国的半场。

总而言之，中国是大国，大国应该有大国的风范和自信，不应该一味等候美国政府先定调或先出牌，北京可以审时度势，就改善中美关系采取主动，提出方案，并做好单边采取行动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