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 | 坎贝尔的上下左右—美国对华政策的轴心

坎贝尔出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奥巴马时期国安会负责中国问题的麦艾文（Evan Medeiros）说，坎贝尔的团队比他当时在国安会时的人多三倍。这个团队是目前美国国安会有史以来应对一个国家最大的的团队。坎贝尔上对国安会顾问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拜登负责，下对几位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已经引起广泛注意的核心成员。其次，他的左右也有要“配合”他工作的“同志”。

坎贝尔之前曾与沙利文合作写过题为“避免灾难的竞争：美国应该如何挑战并与中国和平共处”。1月29日，沙利文在就任国安会顾问之后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组织的“国安会顾问交棒”的线上讨论会上系统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首先，中美竞争的关键是模式竞争，美国必须重振自己的经济雄风，并恢复在国际舞台的领导地位。第二，美国不能单枪匹马与中国较劲，必须和盟国一起，推进自由、繁荣和公平社会的愿景。第三，高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将最终决定美中竞争的结果，美国和盟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有绝对的优势。最后，美国必须让中国为自己的对台、对疆和对港政策付出巨大的代价，从而迫使中国“改邪归正”。

2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接受MSNBC采访时说，中国毫无疑问对美国构成“最重大的挑战”，但美中关系相当复杂，既有敌对，也有竞争，同时也得有合作。在谈到美国与中国竞争有何优势时，他指出美国的优势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颠扑不破的盟国体系、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和自身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及敢于捍卫这一优越性的决心。

2月4日，拜登总统到国务院发表外交政策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但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美国愿意与中国合作。他还说，要在跟中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必须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干净，要放弃单边主义，要跟盟国一起拿出集体行动的方案，恢复美国的信誉，重振美国的道德权威。

以上三人是坎贝尔的“老板”。这三位为美国对华政策做出的顶层设计应该说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国家安全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二、要与中国有效竞争，必须先解决自己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三、决定美国与中国鹿死谁手的一个关键是谁能牢牢掌握高科技的主动权；四、美国必须稳定和加强自己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五、绝不能对中国在国内和海外对人权和民主的“践踏”视而不见。

那么，坎贝尔手下都是哪些人？他们各自的经历和对中国的认知会怎样影响他们向坎贝尔建言献策？

第一位是劳拉·罗森博格，2002年毕业于宾州州立大学，后又在美国大学的国际服务学院获得硕士学位，2005年进入政府工作。她曾在奥巴马的国安会负责中国与朝鲜半岛事务，后在美国国务院时任副国务卿布林肯的办公室主任。2016年，她作为外交政策资深顾问加入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团队。克林顿败选后，她先去了美国的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并在那里成立了巩固民主联盟。在智库这段时间，她主要关注俄罗斯如何利用网络和传播虚假信息干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选举，之后又把注意力投入“中国政府在海外支持威权政府”的言行。在她的指导下，ASD在2020年4月发布了题为《朋友和敌人：中国干预民主国家政治的框架》的报告。2020年4月22日，罗森博格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网站发表题为“中国新冠病毒信息攻势”的文章，指责北京通过信息操控和新闻检查维护国内稳定和塑造自己在海外的形象。她在文章中说，“美国必须与自己的民主盟国一道制定信息公开的措施。如果美国束手无策，那中国在疫情之后就会成为世界新的头羊。”

第二位是杜如松（Rush Doshi）。杜如松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项目的主任，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做研究员，2016年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外交顾问。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在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做过坎贝尔的顾问。

杜如松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可以从他最近一系列文章的题目中找到端倪：他与坎贝尔合作的文章分别为“美国如何巩固亚洲秩序：恢复均势与合法性的战略”、“中国的挑战可以使得美国避免衰退”和“新冠病毒会重塑全球秩序”。 他与其他学者或自己单独写的文章分别题为为“崛起的中国在挑战美国领导的秩序”、“美国、中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应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信息战”和“中国抗击美国金融实力的十年斗争”。杜如松认为，中美力量差距正在缩小，意识形态差距正在拉大，中美两国已陷入一场用多年时间形成的“意识形态漩涡”。

杜如松马上就要出版的专著名为《持久战：中国试图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此书336页，利用所搜集的中文文件、文集、传记分析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诉求，并提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杜如松算是典型的学者官员，虽然不能跟之前在克林顿国安会供职的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相提并论，但所受的教育应该说旗鼓相当。

坎贝尔手下的第三位成员是后起之秀格维兹（Julian Gewrtz）。格维兹2013年从哈佛本科毕业，之后到牛津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又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在牛津大学期间，他曾短暂休学，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能源部副部长的国际事务特别顾问。2020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师，随后在美国外交学会出任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2017年，格维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名为《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国改革者、西方经济学家与全球中国的形成》。该书讲述了邓小平时代改革者与保守派之间争夺影响力的故事，并揭示了同时期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他的另一本有关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波动及其遗产的新书——《中国的重塑》也将于2021年出版。他对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之详细和深刻在美国中国研究界应该说屈指可数。

2020年格维兹在《外交事务》杂志和网站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讲中国的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另一篇影响很大，题为“中国认为美国输了”。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的领导集团认为美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因此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做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这种判断。中国对于美国正走向衰落的预期使得他们敢于采取“更有攻击性的姿态”，甚至敢于不惧国际指责。他认为，“美国可以制定一项战略，更有效地阻止中国最成问题的行为。但要做到这一点，华盛顿必须努力颠覆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的假设”。

格维兹在自己的文章中建议，两国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在台湾、南海或网络安全方面因误判或事故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坎贝尔手下还有其他什么成员目前不得而知，仅从已知的三位来看，他们的特色是年富力强，虽然学识渊博，但从不闭门造车，还有参政的经验。其次，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不能不说有失偏颇，即他们夸大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生存”（existential）威胁，误认为中国要彻底颠覆国际秩序并对美国取而代之。第三，他们代表了美国所谓建制派的观点，他们身后是一大批与他们观点相同的官员、学者和研究人员。最后，正因为他们观点相近、共事的经历和个人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和谐可能会超出以往任何一届国安会的中国团队。这或许会带来“近亲繁殖”的后遗症，即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了不同声音，误判不可避免，并会带来严重后果。

坎贝尔左右的人选也很有趣。负责科技与国家安全的是Tarun Chhabra，负责全球卫生安全和生化防御的是Beth Cameron，负责国防的是Cara Abercrombie，负责民主与人权的是Shanthi Kalathil，负责国际经济的是Peter Harrell. 用国安会发言人霍恩（Emily Horne）的话说，坎贝尔的印太事务处是国安会最大的区域事务处，但国安会其他处室也参与对华政策的协调。他说，中国对国安会顾问沙利文来说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他希望各处室在涉及中国问题时不要各自为阵，独立作业，而且国内和外交政策也要有所协调。

坎贝尔在国安会左右的人对中国也不是没有研究，负责科技与国家安全的查巴拉曾在乔治敦大学的安全与新技术中心做高级研究员，曾任奥巴马时期国防部长的撰稿人，之后进入国安会工作。他写了一系列与中国科技政策有关的文章，还与杜如松合作在布鲁金斯搞了一个追踪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的项目。2002年2月，查巴拉参与撰写了一个题为“美国和盟国如何找到民主化的人工智能”的报告，提出要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突飞猛进，美国和盟国必须互通有无，协调研发，共同制定标准。2020年9月，他又提出，为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压倒优势，美国必须建立全国科学与技术分析中心。

坎贝尔在给自己上面的人提供对华政策建议时，他不能特立独行，必须与其他处室的负责人协调和对接。

此外，坎贝尔还要兼顾严格意义上不是他的顶头上司但他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三个人。他们分别为气候特使、原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和拜登总统的内政顾问莱斯（Susan Rice）。在这三个人里，前两位都是“内阁成员”，而莱斯与拜登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搞了一辈子外交。克里主张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因为自己做过联邦参议员、竞选过总统并当了四年国务卿，肯定会比较颐指气使，不把坎贝尔放在眼里。莱斯是2014年美中在西非共同抗击埃博拉的主要推手，她也应该主张美国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以前与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官员接触甚多，关系也不错，但她在参议院听证时对中国攻击有加，令人侧目。而她的副手是另一位中国通普利斯格特（Jeffrey Prescott）。普利斯格特曾经在戈维茨父亲的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供职多年，后来成了拜登副总统负责中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会怎样与坎贝尔的团队协调，能否对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联合国的言行产生影响都有待观察。

坎贝尔本人和他的“上下左右”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审议、协调和制定的重要轴心之一，这个轴心的构成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国通”，他们带着自己多年对中国的研究和分析成果进入政府核心，他们虽然不大可能像特朗普的中国团队如公牛一样闯进瓷器店（bull in a china shop），把中美两国领导人四十年创建的关系砸了个稀巴烂，但他们能不能修复双边关系，让中美能够有序、和平竞争，并把双边不可避免的竞争变成竞技而不是使绊子、下黑手，还不得而知。鼓励他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是中国政府和智库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