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4
作者
吴昊，国观智库防务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
在“百年大变局”和全球疫情的叠加效应下，我们今天似乎也遇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局面，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最突出的应该是美国拜登政府上任后发出的中美关系有对抗、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含糊声明，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行动。说是含糊，是因为竞争有恶性、良性之别，对抗、合作也有领域和类别之分。当此关口，大致勾勒美苏冷战期间遏制战略的提出与演变是有益的，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思想的前提”的重要；另一方面，战略往往存在路径依赖，就如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与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在本色上都是英国人”一样，理清纷乱的好办法就是找逻辑、找机理。
冷战史学泰斗约翰•加迪斯曾这样评价遏制战略，大意是说美国并没有首尾一贯的遏制战略，有的只是遏制的思想基础和框架，历届美国政府就在这个基础上和框架内有所侧重地来回摇摆。众所周知，遏制的思想基础和框架来自乔治•凯南的8000字长电报。在这篇长文中，凯南首先确立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即“捍卫国家安全，始终有能力在不受外国严重干涉威胁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内部生活的发展；推进本国人民的福利，办法是促进这么一种世界秩序：能对其他国家的和平有序发展做出最大程度的贡献，并且从它们的经验和能力中获得最大程度的裨益。”凯南认为，多样性是国际环境的最显著特征，由于很多地方的人与美国如此不同，将国家安全寄托于扩散本国体制将超出自身能力，相反，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宰它才有利于美国利益。基于上述认知，凯南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应遵循如下原则：
①并非世界所有地区都对美国安全同等重要，必须保证世界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不落入敌对之手，至少应使其保持独立；②美国能力有限，必须区分轻重缓急，对有些需求“可以不那么迅速、不那么充分地做出反应”；③各国国内组织方式不应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对象，既然世界是多样的，美国就要学会与多样性共处；④美国安全需求与价值观之间不一定存在冲突，没有相对安全的环境，任何一套理想都不可能生存下去。
接着，凯南分析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他指出，苏联对西方的敌意根植于历史和社会内部的深层力量，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口实，“斯大林在达到统治全世界以前不可能感到安全，然而这是因为他自己深不可测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因为对于实现国际无阶级社会这一目标的任何原则性义务。”只不过这个口实通过持续宣扬始终存在一个敌对的外部世界而固化下来，与其历史深处的忧虑相互结合、彼此强化，把苏联塑造成了一个不扩展到世界尽头绝不罢休的实体。因此，美国应当抓住实质，将对苏政策的目标定于限制苏联扩张，至于口头上的意识形态，只有作为扩张工具时才构成威胁。具体政策可分为三个步骤：
①以经援、军援等方式，提升受援国自我振兴的信心和能力，首先恢复均势，帮助欧亚大陆出现独立运行、各个分散的权力中心，形成自然均衡的国际秩序；②利用莫斯科与国际共运之间的紧张关系，针对苏联一向不容忍多样性的特点，支持具有独立倾向的共产党国家，并在关键地区驻军，降低其向境外投射势力的能力；③在稳固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威慑、诱导、谈判等，令苏联认识到无法按自己的路线重构外部世界，进而逐渐修正其国际关系理念和行为方式。
仔细揣摩凯南的设想，不难发现，遏制思想远非如我们表面上理解得那么简单，它反映了美国主流阶层独特的思维视角，建基于对苏联民族性格、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的深度认识之上。遏制不是简单的围堵，而是包含着许多现实、理性的考虑和精妙算计的成分；遏制不是完全的对抗，协商、谈判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遏制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内含着改变对方理念等进攻性的最终主张。在实践中，思想与政策总是有偏差的。加迪斯总体上将美国历届政府实行的遏制政策归为三种形态：
①对称性形态。以杜鲁门政府的NSC/68文件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为代表，认为“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在所有地方的失败”，美国必须在全线全域以相应手段抵抗苏联的进攻，苏联制度本身在改变之前不可能以谈判解决问题。②非对称性形态。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特别是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为代表，主张形成、发挥均势格局的制衡机制，在美国选定的地区、以有利己的反击方式，辅以威慑、谈判、签约等规制苏联。基辛格曾有一段名言：美国的利益是在必要的场合有选择地应用杠杆，维持多极制衡的均势，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共同克制和共处习惯以及到头来合作的习惯”，改变单纯靠利益冲突制衡彼此的脆弱平衡。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防务建设也应由“优势”转向“充足”，这就是“缓和”的意思。③“竞争”形态。以里根政府的“竞争”战略为代表，反对权势可横向转移的认识，即某个领域的“失”可以用其它领域的“得”补偿。主张从权势可纵向转移的角度看问题，依靠全面施压，将军事、政治、经济等表层竞争转换为制度、科技、思想等深层较量。这是一个以压力为“转换阀”，把遏制的对称性形态与不对称性形态连为一体的战略。
实行遏制政策长达40年的过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诸如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乃至后来的克林顿等最强调价值观外交的美国政府，反倒是最强调全面对抗、武力扩张最剧烈的时期；而奉行权势政治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政府时期倒是与苏联谈判、协商、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同，它们依然都被称为“遏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上下形成了对苏联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深层认知，以及基本面上共同的应对目标和策略。鉴往知今。自奥巴马政府后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正在一轮轮的试验、评估、修正中汇聚，突出表现在特朗普、拜登政府先后成立的“中国工作特别小组”对各方利益和认识的平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NSC/68号文件之前的局面。当然，这个“思想的前提”还没有确立，即便确立也未必是遏制的形态。但它提醒我们，这是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和稳控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和关键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