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8
作者 马晓野，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理事，经济学博士
在世纪变局中，影响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因素很多。大选后新政府的政策选择更是一个鲜活的因素。把意识形态，体制制度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安全等问题放在背景之中，先着重讨论较长时期对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施加影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在这场变局中，经贸关系的走向一定会很大程度地受到其他相邻领域形势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变化趋势还是有自己的演化路径。
一、国际社会思潮的嬗变是中美经济贸易冲突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
近年来，始于欧州的反绩优、要公平的进步主义社会经济诉求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面临的全新挑战。这些牵涉到西方国家社会思潮的信息，通常会被习惯性的解读为西方社会制度性乏力的表象，反衬出中国的制度优势。罕有文章将其与对华经济贸易政策作联系思考。
近年来，民粹倾向和进步主义使得传统欧洲治理理念步步后退。在美国，民粹和进步主义思潮通过大选中的激烈行动告诉社会，现行社会政治体制没能为社会解决撕裂提供可信的途径，分歧愈发尖锐越来越难以解决。庞杂的进步主义主张，耸动视听的社会表演令人眼花。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表达达到了历史性的高点。可这又绝不是一小撮的乌合之众所为。在这场世界性的变局中，我国不可能袖手盼望对方一天一天坏下去，我国就此一天天好起来。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放经济，也是局中人。
适当回顾、了解近几十年来世界上社会经济思潮的变化，看到我国在其中的位置，在大变局中思考可能的对策选项，有助于在变局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自己的利益。
战后建立起的一套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几经改进，经受住了美元与黄金脱钩，石油冲击，国际经济新秩序理念推动，经互会阵营解体，欧洲区域经济联盟的兴起这一系列的考验。这套体系的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世界带来了普遍繁荣。新兴经济体，以及以中国为特殊代表的转型经济体获益较大。而“老欧洲”也在成熟经济的低增长阶段，取得了远大于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即使是一度长期增长乏力的日本，人均 GDP还是保持了增长，社会发展从未受累。以贸易为火车头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成功的。但是，现有的经济社会体系在保障世界向普遍繁荣进步的同时，还为自己培养了变革的力量。
中等发达国家的民众已经超越了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生理阶段，对社会生存层次的期待在进阶 (这里暂不涉及世界发展不平衡和欠发达国家的问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得劳动和受薪阶层有了新的社会诉求。对于已经脱离温饱问题困扰的中产受薪人群而言，社会平等又有了新的内容。在学术界，法国学者皮凯蒂对三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现行体制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而且是不平等的根源。国民收入分配呈两极化趋势。以竞争为基础的繁荣及财富分配体制，使得许多人在取得经济收益的同时越来越难以接受社会现实。近二三十年来，大公司和跨国企业为国家带来整体经济增长，并以增长为要务寻求支持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政策的做法被称为“绩优主义”。从反华尔街运动开始，反绩优主义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当劳动受薪人群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自身经济地位受到负面影响，在社会中的自我认同和满意度下降。工薪阶层劳动人口对绩优主义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认识形成了。
恰恰在支持现行体制的绩优主义开始式微，大跨国公司成为新的社会思潮怒目的对象的时候，中国成为了自由贸易体制下的成功者。美国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进一步论证了自由贸易体制下，一方如果产业升级速度放慢，快的一方会给另一方的经济体系造成永久性的结构变化。而实践证明了，结构性变化中受损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受薪劳动人口。美国二十多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在这一基础上，美国的贸易政策不得不加大就业品质的权重。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论述贸易政策目标时明确指出，大量在一般服务业就业的工薪阶层没有职业自尊，在子女面前没有职业自豪感，感到没有进阶的前景，由此引发的自我放纵导致道德标准下降，会引致社会整体向下沉沦。推动自由贸易的绩优主义式微，因为它无法避开基于个人自由意愿的民粹和进步主义社会思潮的正面狙击。
总结一下，中等收入国家基本解决温饱之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近二、三十年得到了经济、社会理论界研究的支撑，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重要的支撑性的政策着眼点和相关理论，受到了进步主义的正面挑战。新社会思潮作为一个集合力量各自有各自的诉求。但是比较一致的是，其主力人群是不满足温饱，更不满绩优主义带来的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民粹和进步主义将如何推动美国社会发展的程度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新社会思潮改变现有国际经济制度性安排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新的共同价值观及一套与之相符的新体系的形成，需要各种观念和现实的长期、反复冲撞的沉淀。在此期间，作为被选中的对手，在为交往对手“画像”的时候，不可忽视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新的社会经济思潮。它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尽量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染上底色。新思潮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美国执政当局的对华经济政策走向。
二、反绩优主义的新社会思潮通过大选影响美国经济贸易政策走向
主要生发于劳动和受薪阶层的左派进步主义，对不平等导致的一代人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社会地位下沉，上升渠道阻塞等不再忍受。民主党就是在这种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和彷徨情绪中被推上了台。美国的两届大选都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实现了执政权的交接。政治观察家认为，民主党如果想长期执政将不得不继续在政治上向左转扩大选民基础。
实际上两党都已经认识到矛盾无法漠视。从共和党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开始，美国就开始明确地把贸易政策的重点向“体面的就业”方向倾斜。他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出席会议演讲，反复表明了美国贸易政策目标的新思考中，“有自尊的就业”目标是重要的部分。这一变化似乎已经正式被新政府接过来并会延续下去。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势必要受到美国这一重要的经济贸易政策转向的影响。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么大的政策转向的驱动因素是意识形态、反华甩锅、还是因为美国领导人的短视。在有些方面花精力拆招，会于事无补。因为政策转向已经形成势能，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未来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理想中的自由贸易目标会在进步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会被施以一定的约束条件。重点不是这个趋势是否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是否公平，而是怎样才能减缓、限制这些可能的新约束条件对现有体系的冲击。
回顾历史，当联合国筹建二战后国际贸易新秩序时，筹备会议就叫“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就业本来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体两面。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使得就业的社会意 义，与上世纪 40 年代建立国际贸易体系时相比，又有了重要的变化。现在美国两党关心的贸易政策中的就业概念，已经不仅限于解决温饱和养家糊口这个层次。一般的服务行业工作机会并不能满足“有自尊的就业”的社会心理需求。现在进步主义倾向是:遏制社会不平等的目标要优于“绩优主义”的经济增长。纵观中美经贸关系，如果美方能够牺牲部分绩优主义集团的既得利益以满足进步主义的政治经济诉求，中美经贸关系的合作基础将进一步受到影响。
拜登总统明确表态:外交就是国内政治。还进一步明确表示，美国的外交就是中产阶级外交。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思潮干扰下，对华经济外交将继续是美国国内政治冲撞的博弈场景。
三、美方新的人事布局会带来相对长时间的影响
美国适时更新外交队伍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已有前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意识到职业外交官队伍知识结构老化，不能很好适应变化中的外交需要。美国政府通过“金色握手”提高待遇提前退休等政策，大范围更新了外交官队伍。
这里且不用去谈年轻的副总统在进步主义群体中的突出定位。拜登政府与其前任“政治素人”特朗普在选用团队上略有不同。观察行政当局人事的调整，人们希望看到的外交“专业主义”的一面得到加强。应该注意到，这次新政府启用的处理对华关系的几个重点人士在专业方面学有所成，而且是被直接任用在重要岗位上。
根据对实际任命官员的观察，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个是专业政策团队的专业人员有 80后出生，会汉语并在中国工作过，或有长时间在华滞留经历的专业人员。
另一点是，这些学而有成的人员在新政府中越过了“实习 ”的角色，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专业思考直接用在关键的工作岗位上。部长级阁员任用的贸易代表也是较年轻、通汉语的专业人士。新一代中国政策主管们的年龄优势、语言能力和专业养成，会在重新塑造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并可能较长久的影响双边关系。
四、中美经贸关系调试入轨的前景可期， 但不再会是过去的模式
目前美国民间反绩优主义的经济社会主张已成为重要的思潮。即使在共和党选民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社会不平等，在国际贸易理念上认同反绩优主义主张。这一部分人质疑自由贸易对社会阶层固化、沉沦的影响，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因国际贸易而受益的就业群体。在决策层面，美国朝野在两国非经贸关系问题方面立场趋同，两党在对华经济贸易问题上已有部分共识。因为有了这些确定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社会新思潮将改变国际贸易政策这一趋势，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调试就可以开始了。
时代发展孕育着国际治理机制的大变局。经历了政策冲撞 、初始的对抗、新冠冲击，以及发端于新社会思潮对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扬弃，中美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远景并不明晰。依据现有的双方经济利益互相交织的现实，优先处理双方共同利益大的具体问题，尽量区隔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通过面向问题的务实方式，自下而上的重新构筑互信基础是一项复杂、费时的工程。这个模式不尽人意，但是目前看来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便捷途径。
前车可鉴，两国经济贸易依存较深，如果简单化的单边推行某些政策，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甚至不可收拾。中美经贸关系调试的下一步，有望在拜登政府就任，双方喊话阶段后开始。毕竟，全面表明立场性质的喊话，即使有新意也并不解决错综复杂的中美经贸关系的一项项具体问题。
经济贸易领域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全面对抗不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对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立场。如果双方通过共同努力，能够适当屏蔽政治、意识形态和其他领域那些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影响，专注经贸关系具体问题的情况，耐心地逐项寻求现实解决方案，以共同利益为主的经贸关系大局还是可以在新的经济社会思潮逆流中得以维系。毕竟，用有争议的新的理念推翻现实经济过程的合理性，落实为可接受的制度性安排，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大工程。
五、经贸问题“降维”处理是可能的
在双边关系架构的上层，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化暗流涌动，相关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了一定程度渲染。而承托双边关系的经济贸易基础，则是利益交错关系复杂，甚至表现为难舍难分。此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努力穷尽了至上而下寻求破局的途径和方法，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掣肘的是，占据了更高制高点的进步主义社会思潮也在自下而上发力，令“高屋建瓴”的方式力所不逮，谈判进展举步维艰。
客观面对现实，在社会思潮的大趋势不尽人意的背景下，双方并不是没有余地适当搁置高阶难题，就事论事地处理经贸领域的矛盾与问题。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在中间实务层次着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重构并不是不可能。毕竟在受共同利益驱动的经贸领域，双方有着长期积淀下来的现实的合作基础。
根据美方新老执政团队已经发出的一些声音，以下几点较有新意 :“ 有原则的对等 ” ;“ 在能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 ” ;“ 要直面结果的谈判”等等。美方是在谈论一定制约下进行经贸关系调整的谈判可能。而中方2020年就曾经表态说，各种沟通渠道都是开放的。如果双方能从共同利益最集中的经济贸易关系领域开始，重新构筑双边关系的基础，情况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