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近期，人们战争的关注突然多起来，好友也邀我谈谈军事冲突的趋势。老实说，这个问题太难了，不要说没有足够的信息，即使有也很困难。上世纪60年代，中国同时与美苏交恶，核战风险骤增，毛泽东等动用各方面情报资源、集中集体智慧，也只得出了核战争有“打得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可能的结论。这不是文字游戏，因为排除了“一定打得起来”或“一定打不起来”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最为契合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实性的战争领域。因此，思考良久，我想还是按自己的理解阐释一下看待战争的方法和态度，至于军事动态，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认识和指导战争既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先期实验；也不能像搞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先试点后决策。概而言之，战争的特殊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盖然性。我们说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战争中的规律往往是一种盖然性规律，即在某一类偶然事件反复出现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它反映了事物可能发生但又不必然发生的性质。形象地说，就是100场战争中，假如有70%以上重复了某一现象，它便成了规律。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对于战争规律只能“知其大略，知其要点”。由于这个原因，战争规律在历史上几乎都能找到反证。“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为世人公认，然而联系整部《战争论》，克劳塞维茨其实是告诫决策者不要让战争脱离政治的指引，并没有论证这就是历史事实。因为古往今来发生过许多“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战争，是盲目的、打晕了头的战争，并不都是理性的、明智的。因此，当我们依据某种规律分析现实中的某场战争时，千万不能机械地、教条地套用。二是相对性。战争是敌我双方全部力量的竞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也包括社会组织力、战争指导力等主观因素。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在所有方面都居于优势，或在所有方面都居于劣势。正如卡尔•多伊奇所言：一头大象可以撞倒巨大的障碍物，却不能穿针引线。把一个人打倒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就具有教这个人弹钢琴的力量。你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未必能让他们自觉效忠。美国打赢了二战，却在朝鲜和越南铩羽而归，力量的不适性是原因之一。因此，认识和评判某场战争必须对所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特别要看双方是否采用了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争样式和作战方式。千万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也不能认为力量强大了就能胜任所有的战争样式，因为客观条件只是规定了“不能那样”，并没有规定“一定如此”。
三是动态性。随着时间、地域、对手的变化，战争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作用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认识和分析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这个特点和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技术进步引起的战争形态演进上，而且表现在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新的阶级和政治因素上。从宏观上认识战争，尤其要关注后者。技术是“倍增器”、“黏结剂”，可以大大压缩战争中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时间，但并没有改变这个流程，而后者却可以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社会基础、国际条件等发生深刻改变。1991年的海湾战争，联军集结50万大军，打了3个多月；2003年的海湾战争，美军却以一个机装师直指巴格达，用了不到1个月。深层原因是，伊拉克在外有封锁、内有渗透的情况下，凝聚力严重下降、内部早已四分五裂，战争只是在一所将倒的房子上推了一把。因此，世界上没有两场相同的战争，分析战争也就不能简单借鉴历史经验。
四是经验性。克劳塞维茨为理解战争创造了“摩擦”一词，意指因事故、技术、错误、恐惧、仇恨等带来的不可预料性，唯有靠智力、经验尽可能予以克服。毛泽东也指出，战争是“活”的对抗，具有更多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无独有偶，美军在越战后彻底放弃了管理和技术至上的理念，转而强调思维、精神、情感等因素的作用，在战略层次的“净评估”中将其列为关键选项；在战役层次的“作战评估”中也认为指挥官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始终是第一位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争是非结构化和非线性的，各要素之间基本没有因果关系。所以，理性的局限在战争领域尤为明显，源于实践的经验、直觉、悟性很重要，这也是战争被称为艺术的原因。故而，分析评估战争的主客观因素，还要深入了解交战双方的价值取向、思维特征、行为方式，熟知对方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决策体制等等，不能陷入工程技术思维中。战争领域的特殊性是内生的，并不因战争性质、目标伟大、愿望良好而发生变化。所以，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著作都不会提出认识、分析和指导战争的法则或规则，而只是阐明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若干原则，告诉人们战争是这样一种事物，其中有些重要方面值得特别关注，它们在具体情境下有具体内涵、机理和形式。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学习研究优化理解力和判断力，以负责的态度进行思考和判断，自以为是、一厢情愿、空言大义只会带来灾难。不同国家和集团对战争目的有不同理解，为避免多余的讨论，我用了这个小标题，它应该是所有战争主体追求的目标。这句话有几个关键词：“于己”、“有利”、“和平”。为战而战一般是疯子和狂人，战败的和平没人想要，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也不明智。这需要精密算计、反复评估目的、资源、手段的关系，合理确定作战样式、控局方式、付出代价、结束条件等等。因为比较精细，还是以例说明。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制定了标志冷战开启的NSC/68号文件。文件宣称，美国的目的在于“创造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能够生存和繁荣的条件”，必须用⼀切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在所有层面和地区遏制苏联权势扩张，而政府“经管”起经济，就“能够为民用消费以外的目的提供巨量资源，同时提供⼀种更高的生活水准”。巧合的是，后来将美军拖入越战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灵活反应”战略，与68号文件思路一致，制定者也是被称为“神童”的同一批人。1953年初，新任总统艾森毫威尔提出了被称为“新面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对美国目的的界定上，“新面貌”与68号文件并无二致，但对资源和手段的看法大相径庭，主张依靠核武器，在美国选定的地点和时机回击“侵略”，因为以经济控制等方式扩展资源和⼿段，可能改变美国社会的性质。艾森豪威尔曾不只⼀次说：“这场冷战必须有某种目的，否则它将毫无意义。”而遏制苏联不是目的，保护美国自由和繁荣才是，不计代价和后果的胜利同失败一样是破坏性的，“我们绝不能毁掉我们正在力图捍卫的东西。”过去对艾森毫威尔政府及其“新面貌”战略一度评价较低，自上世纪80年代起逐步走高。原因就在于其对目的、资源、手段间复杂关系和机理，以及对决策层素质的揭示。国家利益是内生的，不应根据威胁界定并随之变化而变化，这需要科学评估和不懈坚守；确保核心利益是最重要的，当不得不放弃部分边缘利益时，需要坚强的定力、冷静和理智；发挥核威慑的作用，必须洞悉敌方的力量、心理、动向，这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运作技巧；应对国内各种不解和舆论批评，需要有效的掌控和引导能力……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兵锋直达北纬37°线。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主张先停火，然后就维护朝鲜和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等进行谈判。中方担心美国行缓兵之计，反对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同时展开第四次战役准备，要求“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参战前，虽仔细权衡和慎重考虑，却未明确战争目的，这是第一次提出，而且过于乐观。彭德怀几次抗辩不成，第四次战役遭受较大损失。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此后进入打打谈谈阶段，但谈判条件与“五步方案”相比已差了很多，冷战格局也随之在亚洲定型。围绕“五步方案”进行谈判将是什么结果，美方是否为缓兵之计，难以考证。但史料表明，中方并不全部反对“五步方案”的内容，美方接受也有不得已的成分，当时展开谈判是可能的，也可能是于己有利的。再延伸一步的话，中方参战前林彪曾提出“出而不战”的方针，即通过制造一定军事态势或小型军事行动，制止敌之进攻或控制战局。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美国最初的战争意图及军力急剧削减等方面的情况看，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更不应苛求前人，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前提下出兵打一场现代战争，无论是胆魄勇气还是战略运筹已属了不起。这里只是从启迪理解的角度，论述确立具体而明确的战争目的是多么重要和多么困难。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规模不断扩大，直至爆发太平洋战争，日本逐步走向毁灭。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反映了日本的狂妄自大和战略无知。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日军大本营作战部为主的一批人始终反对扩大战争。先是卢沟桥事变后提出现地解决方案，淞沪会战前提出仅完成撤侨任务，后又提出不占领南京，等等。需要一提的是，主要反对者竟是“九•一八”事变后调任战争指导课长、后任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主要理由为：中国正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民气在逐步上升，“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持久战的有利条件。”石原被称为日本少有的能读懂克劳塞维茨的人，应该说他准确看到了中国新出现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对战争的制约。所幸的是，日军以下犯上的传统、维系面子的决策体制、短于思考长于行动的民族性格，以及战争中再捞一把的侥幸和报复、仇恨等“摩擦力”等，使石原的意见没有成为现实。
因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两国战争潜力的差异，以及战略指导能力的优劣等，日本侵华战争失败是必然的。但正如任何战争都有经验和教训值得学习一样，日本侵略华战争同样如此。它再一次证明，认识和分析战争一定要有宽广的视野、穿透性的历史眼光。
主动权是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和关键，其中当然包括尽早预见、先敌机动、忍耐待机、出其不意等等。但从战略层面看，由于现代战争的特点，主动权更多地取决于平时的建设和准备。这里仍以例证说明。“闪击战”在政治上是为纳粹服务的，但在军事上又有很高价值，美军自越战之后的改革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其原理。“闪击战”并非一项简单的战略战术，它涉及整个军队的改造。“闪击战”着眼于解决德国四面受围、两线作战、资源有限的困境，主张利用快速的机动战割裂对方体系，令其指挥中枢跟不上己方的行动节奏，无法做出有效反应，进而“大脑”瘫痪、意志崩溃。以德军后期名将布鲁门特里特的话说：“每一步都抢在敌人前面就是胜利”。快速行动必须发挥一线部队的主动性，这需要下放指挥权；部队在快速分散行动的同时必须指向同一个目标，这需要长期的军事教育养成共同“思想程序”；面对战争中的“摩擦力”，还要在经常性训练中不断磨合、形成默契；便携式电台等技术装备不可或缺，否则协同将有很多困难；如此一来，编制体制也要调整……自一战结束到波兰战役，准备“闪击战”耗时20年。历史一再证明，哪怕只在军事上赢得胜利，也须整个军事系统的更新，指望技术装备、“撒手锏”等某一方面的突破是不现实的，这正是“认真准备”之“认真”二字的含义。再进而言之，社会是军队的母体，任何军事改革都需要相应的社会变革的支撑，由此主题更为宏大。从1949年年底开始，我军经历了解放沿海岛屿的一系列作战，特别是金门和登步岛作战失利后，毛泽东和粟裕以极大的精力探索渡海作战的规律，其中特别强调了认真准备问题，甚至认为准备重于战机。粟裕指出：“我们干部机械强调内线作战时及运动战时之争取战机，而忽视对已设防敌人的充分攻击准备。”“在我军已占绝对优势的整个形势下，战机之意义已有变更。……应照顾到充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指导海南岛战役时强调：“必须集中一次能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陆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海南岛守军共10万余人，毛泽东要求第一梯队至少占守军一半，须知海南岛上还有琼崖纵队1万多人。粟裕更进一步明确：“一次即须将第一梯队载去，并且第二梯队亦需要控制相当船只，最好不依赖第一梯队船只回来再去。”令人警醒的是，截断第二梯队正是兰德公司建议美军干预台海冲突的第二案。这不需要大动干戈，仅需以必要手段迟滞一定时间即可。甚至台军自身通过先制反制作战都有可能做到。优势和劣势都是相对的，往往是一方强中有弱，另一方弱中有强。1995年，以美军为主的北约展开波斯尼亚维和行动。由于塞族依靠南斯拉夫防空系统提供情报，而北约不能攻击南斯拉夫；又因为行动性质，也不能随心所欲打击塞族军事目标。为此，北约欧洲司令部的计划人员通过深入研究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冲突史和南斯拉夫的内战史，发现维和的主要障碍是各民族害怕受其他民族压迫的恐惧心理。而当地的强势民族是塞族，削弱其作战能力，可使各民族达成平衡。塞族军队疏开配置在整个地区，且地形和气候不利于制导弹药的效能。
选择什么目标呢？计划人员经详细评估看到，塞族作战能力主要在于能够迅速转移关键人员和装备，而扰乱其通信网可严重削弱这种能力。同时，塞族的弹药库没有疏开配置，摧毁弹药库即等于摧毁其能力。据此，北约于8月底开始空袭，两个星期内塞族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协议》。一个规模不大的维和行动尚需这样的开阔视野、宏观筹划和精细评估，足见战争之不易。我们应牢记“不知用兵之害，则不知用兵之利”的道理，认识分析战争时务必慎之又慎。
2020.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