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4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自1840年起，晚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开始同一个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了的世界交往。历史往往过滤、沉淀成社会集体意识，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起着长期作用。所以人们说，认识现在的最好办法是回到过去。回想中国近代史，当特有的天下观、家国同构体、宗藩朝贡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剧烈碰撞时，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
“不平等”条约的背后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平等”是后人加上的，但客观上确实反映了当年的思想、心理和情绪。晚清中国走向世界并非心甘情愿，而是从签订一个个条约推开的。简而言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以体制性的方式实行“五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北京条约》，扩大了开放的领域和范围；中法战争后签订了《中法新约》，清政府以体面的方式放弃传统宗藩体系；甲午战争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开启了由引进西方器物向学习西方制度和文明的探索；《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拉开了新政大幕。
由于内心是不情愿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纠结、抵触和反抗，我们至今仍在为这些屈辱而悲愤。然而从社会发展规律看，所有的挫败、愤怒又无法避免，不光清王朝如此，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也一样。马克思曾深恶痛绝地揭露过原始积累的罪恶，但他又称赞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因为除了旧生产方式解体所产生的苦痛之外，还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他在1853年就预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在马克思看来，旧中国的解体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历史学家陈旭麓即认为：“这种解体是侵略带来的，但它本身又不同于侵略。把侵略与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
也正是感觉到了除那个北方大国外，多数西方国家主要还是为了平等贸易、自由通商，并无中国传统王朝问鼎中原的意图，才促发了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筹办洋务。当然，人们尽可以说，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做主，不需要别人干涉。可是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曾向清政府问过这个颇具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是一家之国的清王朝绝对没有的现代观念。从中也可看出，明治维新的日本在精神内核上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晚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实质上代表了不同的时代精神。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马勇更进一步讲到：“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也是因为时代，因为中国那时还没有现代意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
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魏源提出的这个主张成了晚清近半个世纪的遵循。在“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情境下，它无疑有其合理性；但在东西文明撞击、融汇的大背景下，又有值得细究之处。“师夷长技”固然正确，但把“制夷”作为目的，则容易扭曲正常的文明交流、浅化学习借签的境界，尤其会催生出尽快强大起来一雪前耻的倾向。事实上，这样的迹象在晚清一直存在。
一是急功近利。一切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做起，不大注重在最基础的层面下功夫。应该说，这种策略的确迅速、高效，江南造船厂仅开办7年，生产的枪、炮、船质量就与德国本土不相上下。1890年前后，中国国民经济总量重新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清海陆军的武器装备，在数质量上并不低于日本，海军舰艇与日军处于同一代；陆军购自美、德的步枪优于日军国产的村田枪，火炮数量多于日军，还有日军没有的机关炮。显然，战败的原因不都是装备低劣。二是爱走捷径。开始跟着英国学，后来跟着德国学，日本后来居上又学日本，忽视从源头上搞清楚西方何以富、何以强的内因，很少考虑怎么实现中西文明的对接，结果学了不少“二手货”。当年的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曾不无感慨地说：日本学生进入大学学法政一般需要3—4年，而中国学生在先学语言、后学专业的前提下，居然可以6个月内“速成”。三是不够诚实。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只要稍微学有所成或有展示力量的机会，总有一种借机摆脱束缚或压制对方的冲动。1901年新政施行后，清政府算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采取了众多前无古人的举措，只是一碰到“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个问题时，便又进行不下去了。
相较之下，日本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坚持“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并进，而且认真、扎实。1872年，推动日本近代化的重要领导人大久保利通称：“建国大业，靠言论舌辩不行，靠勉强筹措不行，靠虚声恐吓不行，靠权谋数术不行。”经济学家田口卯吉竟然写了《日本开化小史》的文明史著作：“我们学习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发现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适用的真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议会制度，不是因为那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形式，而是因为这种形式适合人类的本性。我们使用铁路、汽轮和所有其它的便捷工具，不是因为它们在西方被使用，是因为它们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尤应赞叹的是，日本培养新式人才、强基固本的决心。1872年日本开始实施义务教育，仅比英国（1870年）晚2年，比法国（1882年）早10年，比美国（1918年）早29年。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困惑
与许多缺乏经验和人才的后发国家一样，晚清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聘用了大量外籍人士。按以往的政治视角，这些外国人多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至少也是不学无术的骗子。然而，实际给人的印象似乎并不都如此。
洋务运动之初，各类企业以高薪聘请了很多外国人担任高级技工，江南造船厂在几年内造出质量颇高的枪、炮、船，与这些洋技工是分不开的。自1863年起便领衔大清总税务司的赫德，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态度和水准，打造了一个清政府最高效廉洁的部门，10年之内便使中国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达到占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马关条约》签订后，面对巨额赔款，赫德精打细算，制定了一个无需向百姓征税、无需缩减正常开支、仅用海关关余调节偿清的计划。今天看赫德档案，还真看不出他是站在英国立场，还站在中国立场，就是按职业经理人的原则办事。
即便面临生死选择，清政府聘任的很多洋员也没有贪生怕死。据陈悦考证，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除去因与舰同沉几乎全体殉难的“致远”等四舰外，阵亡官兵实际仅有50余人。随北洋舰队参战的洋员共有8人，其中阵亡2人、伤4人，死伤率接近9成。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不忠，甚至战后还有洋员为维护北洋海军声誉以死抗争。镇远舰帮办管带、美国人马吉芬受伤回国后，因愤于各国舆论对北洋水师的无端贬抑，在1897年丁汝昌吞金自尽的同一天开枪自戕。按其遗嘱，尸身着北洋海军军服，棺椁加盖黄龙旗。
甚至最让人痛恨的日本也并非一无是处。早在1884年，针对清政府只发展“红顶”企业的状况，伊藤博文就劝说李鸿章：经济结构这么单一是不可持续的，靠垄断赚取利润不能充分开发国家资源、增加社会财富；政府可以掌握一些必要的产业，但更重要的是制定规则，否则会导致不公和腐败。到1894年时，日本已有民营企业6000家，大清还没有1家。1895年两人在马关的春帆楼谈判，闲谈期间，伊藤向李鸿章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经验，就确立君主立宪制提出了建议。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还真不是有意误导大清。
中国历来即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但另一个文明体却没有这样强烈的意识。究其原因，大概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契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其中也包括与上帝签了约的传教士。
“被欺侮的国家反而孤立”的悲情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不能说清政府的外交一无所成。通过“以夷制夷”谋略，大清保住了不少权益，以至于李鸿章与列强展开辛丑谈判时，各国竟然彼此提醒别掉进李中堂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圈套。只是谋略终究是谋略，作用有限，始终突破不了西方国家的“统一战线”。
对比晚清中国与同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尽管多是被迫的，但仍可看出一些差异。西方殖民者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开设的通商口岸，大多是在原有城市和商业中心外另建新市，并由此发展出一整套异质文化、制度和新的文明形态。1842年特别是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放的口岸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口岸都设在原有的贸易中心附近，人员往来、资本及其收益的进出均在旧体制管控之下。因此，几十年间文明形态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所谓进步还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随着交往的持续深入，西方国家对清政府的限制日趋不满，这是甲午战争时列强并不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原因之一。直到日本蛮横要求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威胁到相互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时，俄、德、法三国才干涉还辽。由此可知，虽然列强之间也有重重矛盾，可在坚持工商业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规则上，一致之处远大于分歧。在不触及这个底线时可以争来斗往，清政府也有转寰之机；一旦触及这个底线，它们便又联合起来。
中日《马关条约》确实野蛮粗暴，已不是逼迫清政府实行贸易自由的问题。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容、绥靖，后来也让自己尝到了恶果。可在客观后果上，晚清的泡沫化繁荣被捅破，逼迫着开放向全领域扩展，资产、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出现了，最重大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为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创造了条件。连接甲午战争的，是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两大事件，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进一步推动了一个老大王朝的革新。在《辛丑条约》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以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等多种权益，劝诱中国改革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尽早采纳在各国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而内外压力也使清政府看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必要。从此，晚清的改革一步步加速，可惜为时已晚，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已经失去修复这架庞大机器的信心和耐心。
1930年，梁漱溟向胡适发难：“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胡适回复：“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结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叩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胡适的回复有其片面性，但也值得人们反思自身的治理思想、治理能力。反思总是件好事，有利于记住“责己者兴，责人者亡”的古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