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6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这段时间，关于战争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看，一般性地提倡或反对战争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战争是个庞大的“机器”，它的运行既有赖于众多外部条件，又有赖于内部构造。仅了解某一方面或该方面的某个局部，很难确切知晓何以胜利或失败。众所周知，一战和二战时德国打造了一部堪称高效的战争利器，力图以此促成自身崛起。虽然初期取得了重大成功，最终却功败垂成，其中的教训对于想冲破守成大国封锁和压迫的国家都是有益的。
一、窄化军事成功无法打破战略困境
德国战争方式形成于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老毛奇任内，一直沿用至二战结束。这种战争方式源于德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即位于欧洲中心、资源有限，被人力物力居优的敌国包围，面对的是两线或多线作战风险。由此，德国产生了一种特定偏好：利用内线优势，依靠速度、进攻和突袭，在边境或浅近纵深，以一次或多次快速包围战，迅速摧毁敌国中的一方，再打败另一方，以防陷入消耗战。
德国战争方式的核心是有效处理空间、时间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其运行有赖于在若干方面实现突破：
①强大的战役机动能力。开战便能迅速集中、部署和展开集团军、军、师级大型作战单元，对敌重兵集团实施毁灭性打击，而不是“积小胜为大胜”。与之匹配的是，编制及装备均需突出“机动”。所以，相较于英军、法军，德军坦克则更轻便灵活并配有雷达、通讯系统，步兵班组则主要配备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
②组织实施大型“瘫痪”战。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从敌之薄弱部位发起突击，以速度打乱敌之决策流程，破坏其战役枢纽，将其“削弱到无法继续挣扎的物理和精神状态”，而非物理毁灭。
③灵活高效的指挥控制系统。即世人熟知的“任务式指挥”，高级指挥官只负责制定任务规划，具体执行由一线指挥员审时度势、自主调整，以在瞬息万变、信息受阻或极度混乱的战局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
④同一化的军官队伍。通过统一的教育训练，培养军官队伍同质化的集体思维，以对作战理念的共同理解，确保各级围绕共同的目标行动。显然，这是“任务式指挥”的基础。
⑤激发官兵主动性创造力。德国地缘、资源、人力等方面的劣势，以及强调进攻、速度、包围等要素的战争方式，特别要求军队的精神灵活性、快速适应力、性格坚韧度。
从德国战争方式的构成来看，其实质是一种战役级的作战方式，虽然富于创见、精巧锐利，可是跳出来看，弱点又是致命的：
①忽略政治因素。普法战争时，老毛奇已意识到法国民族主义将导致战争长期化，却仍在纯军事领域思考问题。施利芬坚信通过更宽广、更深入的围歼战，在民众起来反抗之前结束战争。二战中，德国更以种族战争处理政治问题。
②受限的战略视野。至机械化战争登场，“机动”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魏玛的国防部长泽克特就曾断言，将来的战争都将从争夺空中霸权开始，因为空中更强的机动性会压倒地面的机动性，而德国的资源无法支撑这样的长期战争。
③轻视后勤保障。由于总是力求数周内决胜，德军的后勤系统均按短期作战运行。一战中，德军能采纳最新的铁路技术，却没有发展越野能力。二战中，总参谋部估算作战地幅极为广大，却只对500公里纵深作了后勤规划。
正是以上三个原因，制约了德国战争方式的威力。自民族国家时代以来，“灭人之国”“据人领土”的战争不可能是局部、短期的，战争只能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用纯粹战争方式上的创新冲破战略上的困境必然失败。德国固有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只能放弃基于军事力量的大国政治。
二、一厢情愿导致作战指导脱离实际
可能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踏入一战、二战的德军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强大。一战中，德军之所以未能如“施利芬计划”那样伸展到海边，并非全是小毛奇不够坚定，而是因为进军速度过慢，以致意图被识破，法军迅速调整防线，在马恩河堵住了德军西进之路。进军速度过慢的原因，除了机关枪和火炮等现代武器增加了防御的优势外，机动性不足令德军无法包围敌军，难以对聚拢的敌人进行围歼。
二战爆发时，德军也只有部分达到了其战争方式的标准。157个陆军师中，仅有16个是完全摩托化的，其余90%靠步行和马匹行军，使用的马匹数量是“一战”的两倍还多，武器装备也不比一战好，绝大多数士兵只接受了几周训练。入侵苏联之前，只有77个师能够充分作战，其中含10个装甲师和6个摩托化师。到1941年底，仅剩8至11个师可以充分作战，其中含2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其余只能担负防御任务，或者在后方整训。这支成了两种速度的军队，进行包围战及保持战役势头的能力严重下滑。尤为突出的是，因军官队伍扩充太快，统一的教育训练已经不复存在。
考虑到这种情况，德国战争方式的成功相当惊人。但这种成功主要不是来自战争指导，而是少数精锐部队的贡献、战场指挥官的创新、“任务式指挥”系统，以及士兵的勇气和信心，当然还有英法联军和苏军的失误。反观其战争指导，则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高明，所谓机动、进攻、速度、主动性、包围、突袭、歼灭等一系列作战要素，很大程度上只发生在纸面上和演练中。以“施利芬计划”为例，其内含的风险和缺陷很令人震惊。比如，德军能否根除摩擦，分秒不差地进军？法军是否蠢到允许德军按计划行动？保证快速机动作战的技术手段是否充足？如果发生民众战争，应怎样应对？当骑兵在现代火力面前失能时，谁来执行围歼战？万一卷入长期消耗战，是否有备选方案？对这些重大问题，施利芬、小毛奇以及其他将领全都视而不见。随着战争的进展，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终至崩解。
何以出现这种张力呢？希特勒曾指责手下将领缺乏实战经验，称其为“转椅参谋”。应该说，希特勒的指责有道理。德军一些优秀的作战计划往往由既有实战经验又有专门知识的军官制订，如曼施坦因等。但这绝非是“转椅参谋”们懦弱，相反，避免让这些“高质量人员”承受无谓风险，是运转德国战争方式的必需。因为以军事力量支撑德国崛起，必须按照这种战争方式接受计划制订和指挥训练。然而这个有意为之的政策，却降低了作战计划的质量。如果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不让军队建设和使用跟上计划要求呢？因为所有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磨光这一面，必然锈钝另一面。如果想变成全能，就是力图让战争变成不是战争的东西，不仅会令国家破产，自己也将成为众矢之的。追求绝对强大，等于追求自我毁灭，德国便这样走进了“死循环”。
三、选择性解读教训固化了思维定势
一战失败后，德军展开了一场大反思。反思的核心问题是，快捷、机动的战争是否依旧可行？反思的结果是，传统战争方式依然有效，“机动性地使用武装部队”，加上意志、信念等精神因素，能够抵消敌人优势。德国战败是战争方式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在战场上，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赢得了战斗，但各种非军事原因使敌人赢得了战争”。比如，社会动员不充分，社会主义者“暗箭伤人”；小毛奇性格懦弱、优柔寡断，未能彻底执行“施利芬计划”；法金汉在凡尔登战役中离经叛道，采用了“有限消耗”战略，等等。
显然，德军领导层没有反思自身在战争方式上的弱点，没有思考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依靠这种战争方式能否克服国家在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上的短板，实现制霸欧洲的目标？如果不能，应当怎样调整？由于避开了真正的问题，两次大战期间的德军如同埋进沙子的鸵鸟，继续把自己的局限在战争的战役战术层面，认为采用无线电、坦克、摩托化等新的技战术手段，便可以让传统战争方式重现光辉，战胜资源占优的敌方联盟。
以这种认知为前提，一战后的德军出现了三种主张：
①以泽克特为代表，主张充分吸纳飞机、坦克、汽车、雷达、通信等最新技术，以装备精良的小型、机动、精锐部队，实施快节奏、高速度、大范围的决定性进攻作战。
②以施蒂尔普纳格尔为代表，主张先以防御战唤醒国人的御辱热情，消耗敌军、积蓄力量，尔后再以机动部队、重型炮兵在空中支援下发起反攻，消灭敌军。
③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总体战”。严格来说，总体战不是战争方式，而是政治要求，尽管被严守传统的军方排斥，却大受希特勒青睐。
最终，德军成了三种主张生硬糅合的大“杂烩”，既组建了部分精锐部队，也匆忙扩编生成了“骡马大军”；既有以歼灭敌人为重心的战争主张，又有以掠取资源为重心的战争主张。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都是作战思想的表现形式，而德军就是在作战思想不够聚焦、明晰的情况下走进了二战。
对经验教训进行选择性解读是许多国家的做法。对以往屈辱的悲情意识，往往遮蔽遭受屈辱的真正根源，结果历史一再重演；对辉煌成功的追忆，往往戴上“胜利的魔咒”，结果胜利转瞬变成失败。如果说有些选择性解读尚无严重危害的话，对“国之大事”的选择性解读则贻害无穷。
最后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任何国家的经验教训都不能机械套用。军事史上的现象通常是，原则都很简单，但涵义深刻、极难做到。而且一旦简化，极易产生误导。拿破仑曾说他成功的奥秘可归结为“集中兵力”一条，其实“集中兵力”的精髓是“己方集中的同时令敌人分散”，这几乎涉及军队建设和运用的各个方面。德国战争方式同样有这个特点，然而讨论其得失至少可以引发一些联想和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