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4
作者：田士臣，国观智库副总裁、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
自今年4月份以来，笔者多次组织和参与各领域中美关系对话，交流对象既有来自学界的专家，也有经验丰富的实务工作者。因为笔者不是中美关系问题专家，借用法学逻辑思维对这些对话会上与外方交流的情况进行分析，感觉当下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区。
比较突出的是以大选结果作为标准评判中美关系定性和走向，用大选结果捆绑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这恰恰就会形成“美国总统大选”陷阱（presidential election trap）。尤其中美大国竞争关系及其对中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影响，很多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形成的跨党派共识的结果，与美国大选并无直接关系。
这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几点认识思考：
一、用冷战的惯性思维认识看待中美博弈，没有认识到当前中美博弈的独特性、复杂性、全新性。
由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最为熟悉的大国博弈就是美苏冷战，惯性思维使得很多学者会以冷战的标准去判断当前的中美对抗，认同和不认同中美进入新冷战的两派都会讲出一大堆理由，也都有道理。
但是，如果以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当前中美关系，其实完全可以把这种全面对抗的中美关系，定性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状态和模式，它有其独特的特征和表现，其表象就是在热战门槛以下的各领域全面对抗，本质是美方以保持科技、金融和军事等领域霸权和绝对优势为目的，坚决打压中国科技优势和主导权的博弈对抗。如果在冷战和热战之间非要起个名字的话，可以叫美国强加的、以全领域全面对抗为特征的大国竞争。之所以要突出美国强加，是因为客观上中方不想要这个对抗，目前的全面对抗就是美方强加给中国的。
二、大国竞争直接影响中国战略安全环境，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有待重新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基于外部战略安全环境做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中国面临维护、塑造和有效利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世界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这个判断需要基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重新定性。
在美国强势打压遏制下，笔者认为目前战略机遇期已经演变为战略防御期，在此之后会进入战略防御与相持期。战略防御期的特点要求中方调整战略和策略。一是对外采取守势，保存有生力量和实力，避其锋芒不与美方做正面对抗。二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练好内功，为将来的战略相持做好准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目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有点像《教父》里面老教父维托·唐·柯里昂时代结束、其三子迈克蓄积力量接班的那种状态。三是对战略防御期的理解应当是辩证的、动态的积极防御，而非直线的、僵化的被动接招。
举个例子，尽管美国将大国竞争定位为自己的新战略，这恰恰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结果。因为从反恐等领域退出、在全球战略收缩，恰恰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中国。中方也是一样，尽管总体处在战略防御态势，战略机遇来临的情况下不影响在某一点或某个方向集中突破——比如台海方向，也不影响内线和外线的灵活互动转移，而且更应当主动作为和设置议程，促进战略安全环境向利我方向调整变化。
三、中美大国竞争下的全面对抗已经成为跨党派共识，并非短期竞选策略或极右翼的看法。
这方面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特朗普全面对抗反华是出于竞选策略。打中国牌确实是一种竞选策略，但对华采取全面对抗的战略不是竞选策略，这是久已形成的跨党派共识。二是认为如果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会改善和回到原来的状态。由于与中国全面对抗是跨党派共识，即使拜登上台以后，全面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也不会改变，但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上，拜登会更阴柔和守规则，确定性会增加。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竞争中已经拓展很大空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解除或减轻了对拜登的束缚。
之所以说是跨党派共识，一是特朗普政府分别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上台不久，即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明确提出国家战略转向大国竞争，这一战略调整是有政策延续性的。对美国明确的战略转向和调整，出于惯性思维和对其执行的误解，导致相当长时间会转不过味儿来。
二是作为更基础的实证，特朗普执政期间通过了许多反华的议案。在之前，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议会通常会对行政部门的政策踩刹车和制造障碍。但是，目前应对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已经形成为两党共识，这样就导致议会和政府在反华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政府推动的议程很容易借助两党共识形成为法律，议会通过的反华议案也很容易为行政部门签署成为可以执行的法令。
这种政府和议会在反华议程设置上的融合又得到了民意的支持，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许多美国人受信息欺骗影响，就是认为疫情是中国人制造的，这种民意又通过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其外交政策。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原话：“美国政府决心使用国家力量来施加国际影响，采取广泛措施对抗中国挑战。”（It is placed with a determined American government effort to build anational power that expand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wide ranging efforts tocounter Chinese challenges）
四、美国以全面对抗为特征的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调整，并非短期策略，而是有组织、有系统的长期战略调整，政策部门人员需要尽快跳出中美关系的舒适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有过大开大合，这次美方强加的大国竞争同样又是一次大的战略调整，不是短期的临时政策调整或竞选策略，一旦调整完毕也会持续很长时期。
说这种战略调整有组织、由系统，一方面是因为有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战略文件指导，另一方面，从总统、国务卿等高级官员到各级执行层在统一文件指导下，投入国家力量和资源在落地执行。在任何历史时期，对于这种大的战略调整，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第一反应大概都会是期待恢复和回到过去，从一种状态调整到另一种状态自然会有不适和排斥，这是很难摆脱的惯性思维制约。这种调整期和反应期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应当尽早结束，并在新的战略博弈中形成新的战略平衡。
五、考虑中美博弈是全面对抗而非个别领域的对抗，中国需要建立跨部门国家安全决策机制。
目前美国向中美大国竞争的战略调整是全领域、全方位的，在美国的国安决策体制下，涉及这些跨领域的重大国家安全事项，都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实现跨部门会商决策，由总统拍板儿后分别按职责分工由各部门落实。
在中国，基于职能分工和条块分割，以一个主管部门决策为主、各自为政的居多，比如涉及商务的以商务部为主，涉及外交的以外交部为主。尤其在国家安全事权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囿于目前并没有一个国安集体决策会商机制，事实上由于习惯上对外交事务的敏感性和重视（外事无小事），国家安全事务与外交问题常常混淆在一起不好分割，用外交思维通过外交渠道和措施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很多。
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还是经济领域的对华竞争，这些因素通常都是互动和有紧密联系的，需要在决策的时候就实现会商和同步。建立一个综合的跨部门国安决策机制的优势在于，可以实现集体决策、综合施策、集约优化资源（互补而非重复）、提高效率，也有利于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高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纵深中去思考问题。
六、透过纷扰的乱象去认识中美竞争的本质，直面中美大国竞争的困难挑战。
正是由于中美大国竞争的全面性、复杂性，认识中美大国竞争本质的时候很容易误入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的误区。美国执行全面对抗政策在初期也是在各个领域一张牌一张牌打的，当在不同时间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此起彼伏的时候，很容易诱使从某一个点位去认识中美关系的竞争。
当在以蓬佩奥为首的美国政府高官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时候，学者又会倾向于从文明的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去分析判断。这些都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即使确实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文明和意识形态也是借口之一，对美方来讲也是全面对抗中国的一张牌，并非真正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道路之争。
综合分析美方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美国强加给中国的大国竞争，在本质上是以维持绝对优势为特征的主导权之争，在美国学者的学术语言中用的词汇是dominance、effective control等等。说白了，美国无法容忍在任一领域中国超越美国，竞争的目的就是把这种苗头消灭在萌芽或发展状态，实现竞争目的的方式就是采取热战门槛以下的全领域全方位对抗措施。
此外在这些全领域竞争中，相对于军事、经济等领域竞争，美国视科技竞争为根基和重中之重，认为科技领域的竞争决定和影响其他领域的竞争。对此，中国只能直面这种战略调整期带来的困难和挑战，针对中国已经在美国已经成为跨党派的国家政治。
这种应对有几个层面：一个是仍然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无论降低到何种冰点，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仍然大有存在，并引导美国正视双方的共同利益。二是正如热战也有交战规则，和平时期的全方位竞争也应当形成和发展适用于两国之间的竞争规则，这是接下来中美两国在相互探摸战略底线后需要去做的。三是在热战领域加强危机管控，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最后引用一段美国学者的话结束本文的讨论（由于规定了查塔姆讨论规则，美国学者的名字在此不予披露）：
“美国认为北京决心通过采取在现行国际地区秩序中，违反美国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举措来实现大国崛起。总的来说，中国的做法构成了自冷战开始以来，对美国最为直接的威胁和最为严重的危险。
中国目前所处的位势被认为具有潜在的主导权。它可以是传统安全困境领域的主导权，比如从军事角度来讲在台湾或南海。但是，这一点已经被另一个事实所超越，那就是中国看起来已经处于在高科技领域可以拥有主导权的位置，这就不再简简单单是经济利益竞争了。这种竞争就构成了绝对控制权的竞争。如果中国控制了未来的工业领域，那就势必会在军事领域也形成控制，那样中国就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大国。
目前中国就是被视为这种威胁，这种威胁说白了就是高科技领域以及与此相关领域的控制权。中国所有经济部门的活动、政治举措等等，都被视为维持中国力量和帮助他们实现这种主导权的努力之一。但无论如何怎么说，我理解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情况的持续时间会超过特朗普执政的时间，这种情况将伴随我们很长时间。”
Beijing was viewed as resolved to rise as a great power employ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practices contrary to a wide range of major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prevail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ollectively, the Chinese practices pose an urgent threat and the most serious danger to America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ld War.
China is now at a point where it's seen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dominate. It could dominate in the classic security dilemma sense, in the military sense in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that's been overtaken by the fact that China seems to be in a position where it could dominate high technology. It's not just a race for commercial interest. This is a race for control. If you control thos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you will control the future economy. If you control the future economy, you will control the futur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You will be the dominant power.
Now, it's seen as that threat. And the threat is dominance in these high technology areas and all aspects of China that feed into this, all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apparatus, all the activities of political actions, and so forth are seen as part of this effort that will sustain Chinese power and allow them to do this. I know China sees itself as defensive in this area. But nonetheless, this is the key issue to me. This is why this is going to last a lot more than Mr. Trump. It says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