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

1970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他先后就读于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毕业后从事与非洲有关的外贸工作，曾长期居住在非洲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多哥、贝宁、马里、尼日利亚等国。2008年移民加拿大，现居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都会区。

2003年起他先后为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明报》和《亚洲周刊》、加拿大中文电台和《环球华报》，以及多家中国媒体担任专栏作家、评论员和社论撰稿人（多使用“陶短房”笔名）。在非国际政治圈则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著称，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并出版相关书籍十多部。

现任职务：

国观智库  资深研究员

加拿大《环球华报》 总顾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正文

一、特朗普任期内美欧关系的裂痕

(一)政治军事层面对北约“共同防御”第五条款的质疑

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表示北约是“过时概念”，认为北约第五条款所规定的“共同防御”实际上让北约欧洲国家仰赖美国所提供的保护，从而“令美国吃亏”，试图以“防务费达到年GDP的2%为标准，决定美国是否继续遵守第五条款”，并进而试图将这一要价提高至年GDP的4%。

(二)经济层面的单边主义、重商主义和“现货交易”模式

特朗普从根本上质疑乃至否定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意义、价值，将全球贸易体系定义为“存在严重缺陷、过时且不平衡的”。他上任后极力推动美国退出现有国际贸易框架，或逼迫框架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意向进行反复修改 ，以此为由让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强迫修改了北美自贸协定（NAFTA），严重妨碍了世贸组织（WTO）机制的正常运转，并且迟滞了美欧间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进程。

基于美国对欧贸易逆差的扩大（2018年美欧贸易逆差1690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11.8%，较2008年增长77.1%），适用“301条款”（Section 301 of the US Trade Act of 1974）和“232条款”（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对欧洲输美产品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2018年6月1日对欧盟输美钢铁、铝制品分别加收25%和10%关税为起点，引发欧美贸易战 。

将贸易逆差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令美欧贸易纠纷政治化。欧洲方面认为，特朗普“仅看到欧盟对美国商品贸易方面的顺差，却对服务等方面美国对欧盟的巨额顺差视而不见” 。

(三)退出和威胁退出国际框架合作，令欧洲感到不安

包括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Accord de Paris）、《伊朗核协定》（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在疫情期间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程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即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系列偏袒以色列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前政府的做法，都与欧盟立场产生极大分歧和反差。

(四)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影响是令欧盟对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丧失信任

“其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美国优先’逻辑动摇了二战后全球秩序，并令欧美这对西方盟友间关系出现裂痕”。 

(五)“但也不宜夸大所谓‘特朗普裂痕’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仍在许多场合继续强调美欧“特殊关系”，如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重申了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强调“一个强大而自由的欧洲对美国至关重要。我们因共同承诺而团结在一起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原则 [...]。当欧洲繁荣稳定时，美国会更安全，并且可以帮助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和理想。美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我们的欧洲盟友和合作伙伴。自由和主权国家组成的北约联盟是我们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之一，美国仍然致力于《华盛顿条约》第 5 条” ；2018年2月五角大楼《美国新国防战略》（NDS）强调了北约“在应对美国所面临主要威胁方面的战略重要性和价值” ；在将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列为美国新时期主要战略对手同时，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府不断强调欧盟及美欧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

二、欧洲对拜登任期内美欧关系的展望和预期

(一)“有一个新总统，但没有一个新国家”

大多数欧洲人对拜登取代特朗普感到高兴，但不认为拜登可以帮助美国卷土重来。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0年底委托Datapraxis / YouGov基于欧洲11国（英国、瑞典、葡萄牙、波兰、荷兰、意大利、匈牙利、法国、西班牙、丹麦、德国）15000人进行的“泛欧民调”显示，53%受访者认为“拜登当选对欧洲有积极影响”，57%认为“对欧盟有利”。

但与此同时，仅27%的人不同意“今天的美国不值得欧洲信任”一说，仅32%的人相信“特朗普主义不会在美国死灰复燃”，11国中有9国受访者同意“今天的美国不再值得信任”比例高于反对者，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德国（53%），仅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相反。

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完全或部分破碎”的受访者比例高达61%（25%+36%），其中英国最高（39%+42%），丹麦（19%+52%）、德国（34%+36%）、荷兰（27%+41%）。西班牙（25%+42%）、法国（27%+39%）等西欧主要国家均名列前茅，而波兰（5%+19%）和匈牙利（7%+21%）比例最低，相反认为美国政治体系“运转良好或比较良好”（占比分别为48%+10%和46%+10%）。

欧盟中较富裕的“北方”国家普遍对美缺乏信心，而东欧国家则仍对美抱有较好印象和较高期望。

51%受访者认为拜登领导下的美国难以修复内部分歧，且不会在欧洲安全问题上负更大责任。

(二)“裂痕不会那么容易弥合”

“不能低估特朗普执政时期对欧盟的冲击，这使得欧盟在面对美国要求时更加审慎” 。

尽管刻意使用许多与特朗普截然相反的措辞和语气，拜登却竭力想做到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即既想修补因特朗普贪占便宜而破坏的美欧关系，又舍不得放弃特朗普不惜破坏美欧关系所贪占的便宜。拜登政策“不过是特朗普政策改头换面的延伸”8。

(三)欧洲对拜登任期内欧美关系的优先关注事项

最优先的是欧美关税及贸易争端的解决，以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问题，其次是军费开支，军事合作与集体安全机制，碳中和，如何监管全球科技巨头和社交媒体公司，如何改革WTO、WHO等主要多边机构，以及如何更好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 。

(四)对美国疫苗政策和阿富汗撤军进程欧洲普遍不满

前者只有业已脱欧的英国未曾表示明显不满，后者则连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国防大臣本·华莱士 （Ben Wallace）也公开表达了批评意见。

(五)尽管如此，欧洲人仍希望寻找到一个“西方的共同临界点”

先达成“跨大西洋的或西方的共识”，然后再以一个共同的立场去和其它国家谈判，从而形成更广泛的多边协定 。

(六)“不会回到从前”

法国和德国都有高级政府官员相继表示，“对欧洲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希望欧洲的未来由美国人来决定” 。

(七)美欧之间5个绕不过去的矛盾点

——美国减少对欧防务负担义务的跨党派意愿，欧洲各国普遍希望维持低水平防务开支；

——美国两党一致希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对华强硬政策协调”，绝大多数主要欧洲国家政府希望维持相对独立自主对华政策，确保对华经贸利益；

——美国两党一致希望“战略重心向印太转移”，和欧盟希望延续以跨大西洋关系为外交战略重心；

——美国继续强调“永远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欧洲各国希望看到一个多极化世界；

——特朗普的上台与下台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两次另起炉灶，令欧洲开始怀疑美国跨大西洋战略、政策的持续性，会不会越来越受到选举政治的干扰。

三、拜登任期内的欧洲一体化

(一)民调显示，过去两年间欧洲人对欧洲一体化信心上升

ECFR民调显示，自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欧洲主要国家中除匈牙利、荷兰和西班牙，对欧盟看法都略有改善（持正面态度的从46%增至48%，持负面态度的从45%降至43%）。

在跨大西洋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方面，欧洲人可分为“美国蒸蒸日上、欧洲日薄西山”（In America We Trust，简称A族）、“我们相信西方”（In the West We Trust，即认为“美国和欧洲亲如一家，携手前进”，简称B族）、“西方气息奄奄、外国欣欣向荣”（In Decline We Trust，即认为欧美都在衰落，其它势力正在崛起，简称C族）、“我们就是相信自己”（In Europe We Trust，即认为欧洲不必依赖美国，简称D族）四大族群。

A族占比日益萎缩（9%），在意大利（22%）、波兰（12%）和法国（12%）占比较高。他们的立论依据，是“美国比欧洲的全球影响力更大，且握有一系列游戏规则的主导权，目前的问题只是暂时的”。

B族占比为20%，他们中其实有过半者开始质疑美欧实力的下降（其中53%相信中国10年内有望超越美国），但仍然坚信“西方体制的优越性”。他们在欧洲国家中占据年龄层的中坚（58%在50岁以下）。

C族占比为29%，他们中68%相信中国在未来10年会超越美国，甚至相信未来10年内俄罗斯也会超越美国者占比也高达32%，其中法国（43%）、英国（42%）、西班牙（38%）和意大利（36%）占比最高。这一族人普遍年龄结构较大（53%超过50岁）。

D族占比最高（35%），其特点是普遍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中丹麦（60%）、德国（53%）、瑞典（51%）、荷兰（50%）占比较高 。

(二)欧洲希望通过加强一体化获得更多重要议题的主导权

欧洲普遍认为因为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倒退，自己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希望在诸如“数码税”和全球统一税率等问题上也如法炮制。

(三)欧盟一体化最大的阻力在欧盟内部

法德“两大支柱”间存在战略利益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渴望在默克尔引退后掌握欧盟话语主导权，但德国政坛对此多有置疑，德国许多人怀疑法国的欧洲政策“基于反美主义”，而法国政坛则普遍担心“后默克尔时代”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 。

欧洲各国普遍对欧盟机制应对各种危机事项的效率低下不满，却又普遍不愿以牺牲成员国主权为代价，换取欧盟行政效率的提高。

(四)“求人不如求己”

ECFR 2021版民调显示，法国、丹麦、荷兰、葡萄牙、匈牙利、西班牙、德国等7国没有将美国选为“建设良好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国际伙伴”（多数德国受访者选择了法国，其它6国多数受访者选择了德国），两者占比相当的为瑞典，选择美国的仅英国、波兰、意大利、瑞典四国（英国选择美国占比高达55%，这和该国一贯“联美制欧”战略有关，英国和波兰为仅有两个选择美国占比过半的欧洲国家）。

四、拜登任期内中欧关系的互动和变化

(一)ECFR民调的变化

2019年ECFR民调显示，当时受调查的14个欧洲国家（波兰、丹麦、意大利、捷克、法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瑞典、荷兰、匈牙利、德国、斯洛伐克、希腊、奥地利）在被问及“未来如果中美发生对抗欧洲应站队哪一边”时，压倒多数受访者选择了“不偏不倚”，其中占比最高的高达83%（奥地利），最低的也有54%（波兰）；选择“站队美国”的占比最高不过24%（波兰），最低仅4%（奥地利）；选择“站队中国”的占比最高8%（斯洛伐克），最低仅4%（瑞典）；14国中支持“站队美国”占比高于支持“站队中国”的国家有波兰、丹麦、意大利、捷克、西班牙、罗马尼亚、瑞典、荷兰、匈牙利、希腊等12国，其中反差最悬殊的为18个百分点（波兰），最低的仅1个百分点（希腊），支持“站队中国”占比高于支持“站队美国”的只有奥地利，反差两个百分点，支持二者占比相同的为斯洛伐克，均为8%。

所有14国中没有一国受访者认为“欧洲在面对中国贸易竞争时做好足够自我保护准备”（支持这一观点占比最高的奥地利仅18%，占比最低的法国只有4%） 。

2021年ECFR调查表明，“华盛顿的政治变化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受访者对地缘政治联盟的看法”，全部11个受访国中，在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回答“欧洲应不偏不倚”的总占比高达60%，回答“站队美国”的占比22%，回答“站队中国”的占比6%。按国别计，回答“不偏不倚”占比最高的68%（匈牙利），最低的50%（波兰、丹麦），回答“站队美国”占比最高的丹麦（35%），最低的匈牙利（13%），回答“站队中国”占比最高的荷兰（10%），最低的英国（2%）。

对此ECFR分析评估认为，虽然欧盟和美国都在显示对华强硬立场，但二者间长远目标有所不同——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和“令中美‘脱钩’”，而欧洲仍然希望“将中国带回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

出现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是欧洲“长期以来习惯于站在胜利的一边”，正因如此在‘冷战1.0版’他们站队美国，但许多欧洲人担心一旦爆发‘冷战2.0版’，美国未必会是胜利者。

(二)对“美国第一”的不以为然

多数欧洲分析认为，拜登并未让美国全球战略定位回归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奥巴马（Barack Obama）“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应该通过主动融入多元化和全球化世界寻求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是实际上延续了特朗普“美国第一”的路线，甚至强化了其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内容，普遍对这种事实上的“美国第一”逻辑不以为然，欧洲希望的是“一种美国和欧洲之间遵循‘礼让与文明’的朋友相处之道” 。

(三)对中欧各项合作框架的欧洲意见

——中欧自贸协定谈判“不合时宜”，即便勉强启动谈判进程，短时间内也难有积极成果；

——尽管对中方2020年3月反制“欧盟人权制裁”方面的措施普遍感到不快，但布鲁塞尔和欧盟各国政府普遍不认同欧洲议会“除非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满足欧洲要价，否则永远不批准CAI”的观点，默克尔、马克龙和甚至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均明确表示不希望回归“新冷战” 。

——CAI最终会被批准，因为布鲁塞尔和多数欧盟成员国政府支持，且该协议的主旨是规范中国对欧投资，并确保欧盟对华投资利益，但目前氛围下很难立即有所启动。

——欧洲主流意见认为应继续遵循“欧亚互联互通战略”（EU-Asia Connectivity Strategy），并努力使之纳入“欧洲可控及可接受的规则范畴”，因此对CAI和“一带一路”都应持积极、谨慎的态度，而非美国所主张的切割、排斥和孤立中国态度。

——“中国发展模式”对欧盟缺乏吸引力，欧盟决策层纠结于中欧新的贸易协定究竟意味着“欧洲自主性和欧洲实力的经典表现范例”，还是“中了中国离间欧美关系的计策” 。

——欧洲国家尚未就如何在防务问题上评估“中国影响”拿出清晰的路线，表现为既可能因贸然参与诸如“南海自由航行”等美国策划的联合军事行动而触怒中国，又担心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导致跨大西洋安全利益受损。

——应注意欧盟对其与中国对双方关系的官方定性术语变化：2003年“成熟伙伴关系”（maturing partnership）；2006年“不断变化关系中的伙伴”（Partners in a changing relationship）；2016年“互惠互利关系”（reciprocal benefit），基于“积极伙伴关系议程及对分歧的建设性管理”（which was “based on a positive agenda of partnership coupled with the constructive management of differences”）；2019年“欧盟的战略竞争对手，未给予对等市场准入和维持公平竞争环境”（a strategic competitor for the EU while failing to reciprocate market access and maintain a level playing field） 。

——欧美中缺乏一个“G3”机制，自2020年10月启动的欧美中国问题对话受到中国严厉批评，且美欧中国问题对话形成的共识性文件在欧洲引发激烈争议，其“中国对欧盟而言是合作的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竞争者”（For the EU, China is a negotiating partner for cooperation, an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a systemic rival）   被认为是相互纠结和自相矛盾的。

——欧洲纠结的根源在于四个因素影响下欧洲—中国对话语境的变化：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更多经济主导地位向中国转移，令中国在国际交流中越来越自信，而欧洲益形虚弱；欧盟的扩大令其内部更复杂，原作机制效率更低下；英国脱欧和欧洲内部欧盟一体化怀疑论的兴起分散了欧洲力量，令欧洲决策层心态发生变化；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的推行让欧洲在未充分做好准备的情况下骤然面对“不得不在中美间二选一”的艰难选择 。

——欧洲长期以来坚信“欧洲价值观”和“欧洲模式”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并由此相信“通过对话与经贸合作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向欧洲所期望的方向改变”。正因如此，当近年来发现情况越来越显示并非如此时，欧洲才表现出令中方觉得难以理解的愤怒反应。但Covid-19疫情又让欧洲深刻认识到，在诸如公共卫生和环境等领域，“除了中欧继续保持合作外别无选择”，且“中国在疫情后2021年底前经济将恢复2.5%以上增长，而欧洲很可能步入衰退”（IMF预测），“欧洲除了寻找务实方式与中国合作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尤其当中国提出‘双循环’概念，并由此可能造成一个严酷现实，即中国对欧盟重要性与日俱增，而欧盟对中国重要性与日俱减情况下更是如此” 。

五、新时期中欧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中国的发展破坏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关键假设性前提”

欧盟传统对华政策基于一个关键的假设性前提，即“尽管存在深刻的政治和价值观差异，但欧盟拥有足以吸引中国的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硬件，和体制、制度、法规、标准、经验等软件，和中国的接触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引导中国向欧洲所期望的方向改变，因此这种接触与合作是合理的”。此外部分欧洲人存在所谓“人文优越情结”，认为“中国贫困落后，欧洲作为先进一方有义务扶助落后者” 。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2006年欧盟委员会致欧洲理事会的纲领性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伙伴，日益增长的责任》（EU-China: Closer Partner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statement had been clear）中。该文件称，“欧盟应继续支持中国内部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支持一个充分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保护少数群体、保障法制、强大稳定的中国，欧盟将加强合作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奉行公平和稳健的贸易政策，努力加强和平衡双边关系。欧盟和中国应共同努力，支持和平与稳定。欧盟应加强协调与联合行动” 。

(二)中国对欧盟一度实行了“差异性对待”

——中国“韬光养晦”策略让欧洲认为中国“至少愿意倾听来自欧洲的声音”；

——欧洲更乐意向中国提供其所急需、但美国施加重重限制的关键技术，鼓励了中国对欧差异性对待；

——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投资、并购和基础设施建设参与保持较为宽容、开放态度；

——欧盟协调机制的不足，欧洲国家政策的明显差异性，让中国一度对“差异性对待”保持信心。

(三)特朗普任期内的异变

—— “对华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趋势随着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 存在感的加强，尤其几大国立场渐趋一致，中国利用“欧洲内部政策差异”拓展活动空间的难度增大；

——特朗普实施孤立主义、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迫使欧洲不得不“选边站”，即“要么站队美国以确保安全，要么站队中国以获得更大经济收益”。2018年2月美国征收钢铁及铝额外关税似乎一度让中国看到对欧“差异性对待”可能取得突破，其最重要标志是2018年7月北京中欧峰会联合声明中“坚定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共赢的方向发展”的表述 。但随着同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特朗普达成“一揽子协议”，欧美迅速在贸易战方面加速倒向美国 。

(四)中欧关键政策间的分歧公开化

欧洲认为，中国官方对欧政策的关键原则有四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和一个中国原则，夯实中欧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规划协调；秉持公平正义，风雨同舟，携手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文明对话、多元和谐，促进中欧文明互鉴 。

欧盟对华政策则有所谓“三大目标”：基于明确界定的利益和原则，深化与中国间接触，以促进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大力寻求更平衡和互惠的条件来管理经济关系；为了长期保持其繁荣、价值观和社会模式，欧盟本身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并加强其国内政策和产业基础 ，并提出了具体实现“三大目标”的行动纲要（与中国合作支持有效的多边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致力于国际和平、安全和可持续经济发展；实现更加平衡和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加强欧盟的竞争力并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基础的安全）。

两相比较，中方原则更提纲挈领、更概念化，基调是积极的，并适合在不同时期加入不同细节和作出相应解释，而欧洲实际上是更具体、更功利地提出“竞争力和基础设施安全”两大“利己目标”，当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发展，中国的“体量”尚未引发欧洲担忧，且中方保持足够“谦逊礼仪”时，欧洲主流观点是“欧洲关系发展对欧洲实现三大目标有利、至少利大于弊”。

但特朗普的政策压缩了欧洲对华政策的灵活度空间，而与此同时，自2010—2020年，中欧贸易额从约3500亿欧元增至5600亿欧元，而中方对欧贸易顺差始终保持1000亿欧元级数，于此同时中国对欧直投自2015年起见顶回落明显，而欧洲对华直投则长期陷入“滞涨”   。

这对于欧洲众多分析者和决策者而言是令人沮丧的：这意味着中国是个“庞大却不平衡的贸易伙伴”，且并非理想投资伙伴。同时，说服欧洲对发展中欧经贸技术合作和相互开放关系另一个重要论据——中国可以成为强大的研究和知识合作伙伴，在人工智能和公共卫生研究等领域和欧洲实现互补，则因为美国政策空间的收紧、中国竞争力的加强和中国国内投资政策的变化，变得逐渐“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五)拜登任期欧美对华政策联动的新局面

——欧盟并不像美国那样，因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行将被第二大经济体超越产生跨党派的、“狂热而夸张的共识”，因此不论特朗普或拜登都无法真正说服欧盟与之同步。

——欧洲内部对中国前述“假设性前提”，即中国愿意按照欧洲意愿改变、对华保持合作与接触有助于推动这一改变，变得越来越缺乏自信，这促使欧洲在舆论、人权、价值观这“新三大方面”对华动作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受美国影响”。

——相对于特朗普，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人更热衷“意识形态外交”，不断加强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国际对华互动，欧洲则是重点之一，这势必表现为欧美对华政策联动更多直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表现出“伤害相对有限，但更刺眼、侮辱性更强”的鲜明特点。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意欧洲的谴责调门”，这在短时间内可能刺激欧洲、尤其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和各国立法机构用更高的调门对华“喊话”。

(六)新冠疫情和环境等问题让欧洲意识到与中国合作别无选择

首先，“疫情无国界”；其次，疫情和疫情应对给欧洲经济造成的冲击大于对中国的冲击；第三，中国推动“双循环”令欧洲危机感增加，“欧盟当然可以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但疫情令这一选择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 。

六、法国欧洲政策变化趋势

(一)英国脱欧、默克尔引退，拜登上台三大背景下欧盟内部格局变化

英国脱欧令美丧失了一个牵制欧盟战略和政策的关键支点，美国政策主要脉络是不惜妥协以稳住德国（如在“北溪—2”俄德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缓和强硬立场）、利用中东欧国家的“恐俄”心理强化欧盟内部新的亲美集团、利用“共同价值观”口号说服欧盟和北约各国与美国政策同步。

默克尔的引退将令欧盟两大支柱之一的德国出现极大政策不确定性，这意味着过去20年来一直以务实、稳健、注重经济利益为特色的德国外交暨对华战略，将出现重大变数和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人权外交”的声音会显著提高。

传统上德国一直推动“欧盟实体化”和提高欧盟决策效率，这种改革被认为更有利于欧盟实体经济和出口第一大国德国，而不利于欧盟内各小国，从而激发各小国对欧盟一体化的逆反回应。默克尔的引退一方面会令欧盟一体化阻力减小，另一方面却可能使布鲁塞尔提高欧盟机构行政效率的努力半途而废。

(二)法国马克龙政府会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

——相较于前任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马克龙对欧盟和欧洲话题更积极、更有热情。

——英国脱欧会相应减少欧盟中主张自由经济的声音力度，而强化主张加强保护主义和实施更积极产业政策的声音力度，马克龙倾向后者。

——2022年法国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而法国大选将在2022年4月举行，马克龙势必尽可能利用轮值主席国地位为自己助选，具体切入点可能选择《数码税》或《数字服务税》方面，通过为大型科技公司制订全球标准争取法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从而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如果认为这一切入点风险太大，则可能侧重在环境问题上着墨。

——“法国元素”在欧洲框架内近年来得到明显加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欧盟市场专员布雷顿（Thierry Breton）、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司长盖尔森（Olivier Guersent）这三位在欧盟政策、决策层面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法国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德国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比利时人）和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博雷利（Josep Borrell Fontelles，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等三位更重量级的欧洲政策、决策关键人物虽不是法国人，却被公认为更接近法国、而非自己母国的欧洲政策立场。

——马克龙曾将自己的欧洲事务主张概括为“战略自主”（autonomie stratégique） ，法德两国政府还推出“优先培养欧洲冠军”的战略，力图通过放宽欧盟内部产业巨头合并，加强欧洲核心竞争力，并巩固法国或法德两国在欧盟的决策话语权 。

——马克龙力图在欧盟外交政策领域让法国掌握更多主导权，具体表现包括推动设立新的“欧洲和平基金”，并推动这一基金优先用于法国感兴趣的项目和方面。

——马克龙批评欧盟机制“过于颟顸和官僚主义”（lentes et trop bureaucratiques），称“我的核心愿望是改革我们的机构，使之更高效、更有效、更快速”（au cœur de la présidence française la volonté de réformer nos institutions pour les rendre plus efficaces et plus rapides） 。

——马克龙认为欧盟轮值主席每6个月一轮换太短了，“主席国对欧盟政策和机构改革的影响相当有限” 。

——虽然存在巨大抵制和阻力，但欧洲改革中心（CER）主任格兰特（Charles Grant）援引一位匿名的前爱丽舍宫高级幕僚的话称，马克龙“胆魄和自信都非比寻常” 。

七、马克龙政府暨法国对华战略、政策及变化

(一)“中国并非优先考虑的敌人”

2019年马克龙曾公开表示北约已“脑死亡” 。今年6月北约领导人英国峰会前夕，他又针对美国试图引导话题的企图，提出北约“需要知道敌人是谁、在哪里”，必须“考虑到欧洲的地理情况”，明确表示“中国并非（北约）优先考虑（敌对）对象”，指出“北约是一个军事组织，而我们和中国间关系的主体并非仅限于军事方面”“北约顾名思义是涉及北大西洋的组织，中国与之无关”，“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要自我分散（注意力），不要对与中国的关系持偏见，这一点非常重要” 。

但于此同时马克龙是法国总统中较少见、对北约共同防务义务较重视的：北约规定成员国防卫费不得低于年GDP总量2%，但21个北约中欧盟成员国中仅8个达标，其中并没有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但法国达标了 。

(二)对加强中欧经贸合作和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持较积极态度

马克龙主张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投资、项目合作持开放态度，支持签署CAI，但与此同时推动欧盟在2020年10月起实施“外国投资审查政策” ，以图通过“用同一个声音和立场与中国谈判”，避免“欧盟国家被中国分化和各个击破”，力图通过和德国联手推动营造各关键产业的“欧洲冠军”，打破欧盟现行反垄断窠臼，营造出足以和中国抗衡、竞争的欧洲产业巨头。

马克龙着力强调“互惠互利”和“反对单边不公平行为”。所谓“互惠互利”，实质是希望通过打入中方政府间采购体系，减少法国及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所谓“反对单边不公平行为”，实质是希望推动中国对法国、欧盟资本开放更多关键领域。

(三)在人权等领域对华抨击声调较大多数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要高

他曾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猛烈抨击中国国内政策 ，还公开强调“以民主的权威粉碎威权主义”（Face à l’autoritarisme, la seule réponse qui vaille est l’autorité de la démocratie）、“唯有效率和速度才能令民主胜出”（ne se gagne que par l’efficacité et la vitesse），称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为“欧洲民主心脏跳动之地” （C’est ici que bat le cœur de la démocratie européenne） 。

八、2022年4月大选对法国的影响

(一)大选日程

2022年4月10日第一轮；

2022年4月24日第二轮（如果第一轮无人得票过半）。

(二)报名情况

目前正式报名候选人为阿尔索（Nathalie Arthaud，“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深左）、阿塞利诺（François Asselineau，共和人民联盟Union populaire républicaine，民族主义，主张法国脱欧）、贝尔特朗（Xavier Bertrand，“聚合的权力”Divers droite，中右）、杜邦-艾涅昂（Nicolas Dupont-Aignan，“法兰西站起来”Debout la France，中右偏右，欧洲怀疑论）、拉萨尔（Jean Lassalle，“抵抗”resistons，中派）、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国民阵线Rassemblement national，欧洲怀疑论，极右）、布瓦松（Jean-Frédéric Poisson，“人民道路”VIA，中右偏右，天主教价值观）、普杜（Philippe Poutou，新反资本主义党NPA，深左）、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不屈的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深左）、鲁塞尔（Fabien Roussel，法共PC，中左偏左）、菲利普波特 (Florian

Philippot，“爱国者”Patriotes，极右) 。

传统中右翼大党——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戴高乐派）、中左翼大党——社会党（PS），以及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前进党（LREM），均因尚未完成党内初选程序而未正式报名参选，要待党内产生唯一总统候选人后才会报名。

(三)选举形势

因为疫情应对措施不受欢迎，和“黄马甲运动”（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的影响，马克龙及执政党目前民意支持率并不高：3月8日发表的Harris Interactive pour Commstrat民调显示，马克龙将和玛丽娜·勒庞双双进入第二轮决选，前者将以53%比47%的微弱优势在决选中胜出 ；而《解放报》稍早的分析甚至认为马克龙在决选中会败给玛丽娜·勒庞 。

传统上第五共和国时代总统选举会出现所谓“弃保效应”，即当出现一名中左、中间派或中右传统政党候选人对决一名深左/极右翼候选人的决选格局时，绝大多数初选败北主流政党候选人会呼吁自己支持者投“弃保票”给传统政党候选人，以避免“另类候选人”成为法国总统，历史上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几次因此在决选中被“翻盘”，2017年就是如此。

但此次民调显示“弃保”效应大幅收窄。分析认为，这是由于马克龙三大政策（劳动福利制度改革、应对“黄马甲运动”、应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受到广泛争议。不过有资深分析家认为，不要过于看重早期民调对决选意向的分析，“因为事实证明大多数的第一轮支持对象被淘汰，选民直到初选结果出炉才会认真考虑决选的投票意向”，认为“不应对民调的具体指向性看得太重” 。

(四)选举对法国政策的影响

如果马克龙连选连任，法国现行内外政策将得到延续，但得票率过于接近，新政府会适当调整诸如劳动合同、社会福利改革，以及疫情应对措施等争议较大的政策，也会适当放低在欧洲事务话语权方面的调门。

如果玛丽娜·勒庞爆冷获胜，法国将在至少5年时间里彻底改变其欧洲政策，转向类似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法国第一”政策。

本届选举中各政党及候选人均未将“中国话题”当作主要选举话题。

如果马克龙连选连任，法国对华政策将延续目前的基调；如果玛丽娜·勒庞获胜，法国将走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导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都会构成严重消极影响，并波及欧盟对华贸易政策趋于消极。但鉴于“国民阵线”的孤立主义传统，一旦胜选，其针对中国“人权”“价值观”之类的指责将大幅减少。

九、建议和应对

——目前中方对欧、对法口径基调为“重驳论、轻立论”，应改为“立论与驳论并重”，并在现阶段侧重“立论”，即正面、系统阐述我方观点、意见和关注重心、理由，在“立论”时重“科普”和“翻译”，即“用对方听得懂、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和逻辑阐述和解读”。

——充分理解欧洲和法国主张保持、发展和强化对华关系的主要支持点在“互惠互利”，努力建立和强化彼此间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扩大支持双方关系发展一派主张的说服力，而不要去做看似“解气”，实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事。

——补齐涉欧和涉法的信息、沟通工作短板，包括欧洲和各国势力较强的反对党，各国立法机构、民代和有较强活动能力的非政府组织，要学会并习惯于“带耳朵”、“用头脑”，而不要“只带嘴巴”。

——充分认识到欧洲暨法国在涉华问题上的许多意见、主张和政策、措施，包括“正向”和“负向”的，主要动力是“内源性”的，“美国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第二位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