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2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暴力外交”是美国著名学者、前白宫幕僚托马斯•谢林，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理念和构想，主旨是针对美苏冷战，如何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威慑和胁迫为主要手段，赢得本国战略主动，诱导或迫使他国屈服。这种理念和构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曾主导美国的“战而胜之”的战略思维，并为以后的战略实践打上了深深烙印，甚至沉淀为深层意识。值此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种种迹象表明，暴力外交似有回归之势，很有必要了解其逻辑和机理。不仅如此，一种理念和实践能在一国扎根，必然与该国的民族性格相联。所以，透过暴力外交也可以看到，一旦某个东西被激活，美利坚好斗、凶猛、冷酷、坚硬、彻底的一面暴露无遗。
一、暴力外交的基础条件：伤害性力量
按照谢林的释义，暴力外交依赖的是某种伤害性力量，即“毁坏他人珍惜的事物，使其遭受痛苦和悲哀的纯粹非获得性、非生产性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力量不是用来夺取、占有或清除某个有价值的目标，而是用来破坏这个目标、制造难以忍受的痛苦。举例而言，没人相信苏联能从美国夺走夏威夷、纽约或芝加哥，但也没人否认苏联有能力摧毁这些地区；人们尽可怀疑苏联能否占领联邦德国，但决不会怀疑苏联能够破坏联邦德国，这种摧毁、破坏的能力便是伤害性力量，运用这种力量引诱、压迫、威逼对手妥协、让步或合作，便是暴力外交。
历史地看，伤害性力量本是战争的附属品。战争总会伴随困苦、损失和悲伤、惊恐，虽然这并非战争目标。但是，它们既然可以附带产生，也就能刻意制造。美国在西进运动中，通过屠杀部分印第安人以使其他人顺从；成吉思汗在欧亚大陆的征伐中，通过屠城恐吓别的城市；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通过毁坏南方邦联资源使战争“可怕到超出承受极限”；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通过核轰炸广岛、长崎逼迫日本投降；在越南战争中，越共通过游击战的累积效应逼迫美国撤军；在科索沃冲突中，美军通过使用石墨炸弹摧毁民众希望……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军事交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破坏给幸存者施加痛苦、恐慌、震慑，并以此摧毁对方的国家意志和信心。
如果说以往由于地理和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伤害性力量作为“毛”还须附在战争的“皮”上，那么核时代的来临则使其相对脱离出来。而发展到今天，技术的跃进已使一些常规武器也具有了与核武器几乎同等的破坏力。巨大破坏力开创了一个独特的外交领域，单纯运用伤害性力量，就可能换来过去靠战争才能取得的胜利。对于敌对国家来说，外交不再是和平的讨价还价，战争不再是战场上的武力对决，而是以整个国家和民众为“抵押品”，游走于毁灭边缘的紧张和冒险、痛苦和忍耐的竞赛，比的是谁更能承受痛苦和煎熬，谁更能克制需求和恐惧。实事求是地说，在一定意义上这比战争还要残忍。连谢林也承认，它既丑恶又无奈。
可以看出，伤害性力量与武力或武力威胁有着本质区别：①目标不同。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目标是敌方武装力量，伤害性力量的目标则是对方毁灭或相互毁灭产生的恐惧。②效果对等。强者使用武力肯定会给弱者造成更大物质损失，但未必会给弱者造成更大痛苦。弱者使用伤害性力量，却可以给强者带来同样的痛苦。换言之，双方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对等，但彼此的痛苦可能完全一样。③方法不同。武力只有直接使用时才是成功的，而伤害性力量蓄势待发时最成功，低烈度使用其次。成功的威胁是那种没有使用的威胁。④底线相同。敌对双方的利益不能绝对相反，如果对手的痛苦是己方最大的快乐，己方的满意是对手最大的不幸，双方将只剩下伤害和挫败。暴力外交毕竟仍是外交。⑤层次差异。在某个层次上是伤害性的行为，在另一个层次上可能是武力行为。二战中的大轰炸对于民众是纯粹施加暴力，对于政府却是直接使用武力。
二、暴力外交的主要手段：威慑与胁迫
显而易见，既不引爆战争又能取得外交成功的只有威慑和胁迫。这两者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威慑相对被动，即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并准确无误地说明后果，慑止对方的危险行为；胁迫相对主动，即以行动诱导或迫使对方中止、改变某种已经开始的某种行为。两者都依赖于伤害性力量，当对方不相信己方的威慑而实施某项行动时，威慑便转为强制，这又是它们的相通之处。
如何让对方相信己方有能力进行威慑和胁迫涉及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不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且每个因素都内含着“悖论”，以至决策者经常处于两难。尤为重要的是，进行较量和对冲的双方，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别，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和判断彼此的意图；决策者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参与者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在紧急状况下未必总能保持克制；冲动、敏感等非理性特质确实有助于增强威慑和胁迫，但也可能是理性的内核裹上了非理性的外衣，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威慑与胁迫的难度。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实践将威慑与胁迫的“两难”暴露无遗。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放弃其他反制措施、仅保留核反击一途，这种看似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选择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增大了威慑力。它以行动而非言辞传导的是，如果苏联敢于冒险一试，特别是挑战美国的核心关切，美国除了以核战回击外别无选择。威慑之所以失效，就是因为对方看到了己方仍有选择余地。然而，这种高强度的威慑力却无法抵消小规模的挑衅，或对边缘区域的侵蚀，从而降低了胁迫的能力。
美国海外驻军的威慑与胁迫功能同样明显。其逻辑是，苏联对盟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举动，都会将美国驻军置于危险境地，直接引发大国冲突。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应盟国要求，美国让渡了存储于海外基地的部分核武器的控制权，这同样有提高威慑力和胁迫力的一面。由于盟国被入侵的威胁更直接，因此使用核武器的意愿也更强烈。但与之相对的是，威慑与胁迫是相互的，己方的增强威慑力和胁迫力的做法，必然刺激对方采取对等措施，甚至在落于下风时率先发起攻击，这反而可能增大战争风险。
随着苏联核武库的扩充，美国在增加核储备的同时，积极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相比单一的核力量，多样化核力量因更难摧毁而确保了反击的可靠性，因此也提高了威慑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敌方攻击游弋于海上的舰船或海外基地，是否等同于攻击了本土呢？这并非智力游戏，美苏都曾对此进行过严肃讨论。比如，在接近对方的深海、空中或其国土中沙漠引爆小型核弹，造成相当于TNT炸药的效果。可是进一步思考的话，这似乎又降低了威慑力。
为了增大威慑力和胁迫力，美苏双方甚至以国家名誉作担保。整个冷战期间，两国都与相关利害国签订了大量双边或多边条约，美国还以立法的方式强化条约的稳固性，以表明不会在声誉受损的情况下放弃“立场”。应该说，这类威慑并非没力度，美国忌惮扩大朝鲜战争、介入金门炮战、干预匈牙利事件等，苏联因素是起了威慑作用的。然而，任何条约或承诺都有模棱两可之处，因而也就给了对方逐步侵蚀之处，持续下去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海危机中进退维谷，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也曾败北，威慑力自然打了折扣。
威慑与胁迫内在的“悖论”及其造成的“两难”，决定了实施威慑与胁迫只能在恐怖的平衡之间走“钢丝”。这注定是条难走的路，为了让平衡偏向自己一点，美国进行了各种尝试，从以打击城市为主到打击军事力量为主，从确保摧毁到确保相互摧毁，从差别威慑到延伸威慑，最终还是无解；苏联更是想尽办法，直到耗光了资源和智慧，最后崩溃、解体。一些人提出中国要制造千枚核弹，其实从美苏军备竞赛和对抗的主要教训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不是更多的安全感，而是相反。当然，经济和科技和消耗也是一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
三、暴力外交的作用机理：危机管控
今天，人们很难设想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会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忽视安全保障。因为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因素，类似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暴力和战争中的“摩擦力”、不确定性。如果这些因素被释放出来，或任其发展、不断叠加，矛盾会演化为冲突，冲突会演化为危机，危机会演化为战争。而暴力外交作为有目的的外交活动，就是通过有意制造危机，把不确定性释放出来，造成自己也难以控制的、双方共担的风险。由于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也是可信的，威慑与胁迫的作用机理就在这里。这就犹如两名被绳索系在一起的登山队员，一名试图从山崖跌落恐吓对方，如果他脚下是松动的卵石、山上刮起了强风、崖边没有防护、恰好又是眩晕体质，那么恐吓的可信性非常大，否则便非常可疑。
所以，危机的本质在于不可测、不可控。那些不包含不可控因素的危机并不是真的危机，确信是安全的危机不是危机，一定带来灾难的危机也不是危机。真正的危机是参与者无法完全掌控事态发展，却又必须在不确定性前提下进行决策的危机。所谓危机管理，实质上就是管理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因素。美苏冷战，相当程度上是一场挑起危机、管理危机的较量。双方都刻意制造引致不确定因素发酵的事件，并将其刺激到失控的边缘，共担掉入深渊的风险。之所以说古巴导弹危机把世界带到了核战边缘，就是因为在激烈对抗和巨大压力下，任何微小的误读误判、操作失误、机械故障、反应延迟等，都有可能掀起滔天巨浪。正如前文指出的，这种博弈，博的是勇气而非武力、技巧而非冲劲、忍耐而非爆发，而这一博就是40年。
美国曾不只一次把核武器的使用权移交给战区指挥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挫折和失败的重压、报仇和求胜的激情等“摩擦力”和不可控因素的增多，大大增加了摁下核按钮的风险。同样，与盟国共享核武器使用权，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警告苏联，如果逼迫过紧，美国是无法单独控制局面的。苏联也不只一次威胁美国，如果美国想要战争，苏联的自毁程序将自行启动，而启动后人的因素就不起作用了。1962年，苏联更是贸然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利用不确定性因素不仅体现在外交对冲的行动上，也外溢到了政治、经济、科技和军备建设的诸多方面，最著名者莫过于“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之所以反映强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带来了更多的不可测性和不可控性。
为防止不确定性突破最后底线、导致共同毁灭，美苏也曾绞尽脑汁、费尽心力管控各类不可测不可控因素。比如建立最高决策者直接沟通的热线，小心翼翼地相互试探“底牌”，心照不宣地确立行动规范和交战规则，开展一轮轮的军控谈判，或明或暗引入第三方斡旋，等等。不能说这些没有效果，但总体上不可测不可控因素一刻也没有远去，出现危机、管控危机的危险循环从未中止。只要国家间存在敌意，世上仍有矛盾，不确定因素的不可消除性就永远存在。
应该注意的是，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冷战后一度沉寂的暴力外交出现了某种回归迹象。突出的是美国不断给国际关系注入不确定因素，抬高风险系数，推行边缘政策。平心而论，其中有些颇有成效，至少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此。比如，重启新一轮核发展进程，一再试射核导弹；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震慑某些宗教势力；使用“飞刀炸弹”等同恐怖分子对等的极端措施，慑止其恐怖行动；不惜以撤军要挟，迫使德国提高国防开支，等等。但有些则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比如制裁、退群，以航行自由为幌子胁迫他国等。这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会把多少国家、民族和群体卷进去，以至于暴力外交大行其道，值得拭目以待。
